作者郑永年

9月24日，正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哈佛大学教授爱里森（Graham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爱里森写道：“当奥巴马和正在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见时，他们可能不会把一个话题放到议程之中：美国和中国发现它们在下一个十年，处于一场战争之中的可能性。”

在政策圈里，爱里森这个名字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不应当陌生。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问题专家，其研究专注于核武、恐怖主义和决策，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间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使他名声大噪，这本书至今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必读书。后来又出版了《核恐怖主义：对灾难的终极预防》（2004年）和《李光耀：大师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洞见》（2013年）。

近年来，有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两国之间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爱里森在哈佛倡设了“修昔底德陷阱项目”（The Thucydides Trap Project），意在考察历史上历次因为权力在大国之间转移而引发的重大战争，分析中美两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也探讨如何避免两国陷入这种陷阱。

这个项目成果不小，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已经在西方主流媒体里发表了数量不少的相关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修昔底德陷阱”逐渐成为西方论述中美关系的主流，意在为美国对华现实主义政策，提供有力的历史和经验证据。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命题从何而来？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前5世纪，海洋国家雅典已经崛起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其在各方面创造的成就前所未有。但雅典的崛起导致了另一个陆地国家斯巴达的深刻恐惧。尽管斯巴达已经主导古希腊一个世纪，但对雅典崛起的这种恐惧，促使斯巴达做出各种努力来回应雅典的崛起。

这就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展开了一场威胁与反威胁的竞争，竞争导致对立，导致各自同盟的形成，最后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后，最终双方都衰落了。修昔底德终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

爱里森和其团队所做的，就是用修昔底德的这一论说，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大国权力转移所导致的战争。根据他们的统计，在过去的500年间，在一共16次世界权力大转移（即从现存大国转移到新崛起的大国）过程中，有12次发生了战争。

不能回避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吗？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回避它。中国要避免这个被视为是“宿命”的“陷阱”，就要找到替代途径。那就是要在两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存在了数千年，但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到近年才流行开来。尽管不知道爱里森再次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针对中国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但两个概念在近年同时流行开来，有成为国际关系“显学”的趋势。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会谈中，是否讨论了爱里森所提出有关中美冲突的问题，但怀抱“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习近平明确地说，他的美国之行是为了和平和合作，而不是为了冲突和战争。习近平在前些年已经开始论述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次美国之行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一理念。在美国西雅图欢迎晚宴上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非常像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在中美关系中，如果“修昔底德陷阱”被建构起来，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主流话语，这一话语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上也如此。尽管美国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经验性研究，但显然隐含着规范层面的意义，即把战争视为“宿命”。更为要紧的是，美国学者在建构过程中持有鲜明立场，那就是他们假定冲突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作为所引起的。爱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明确地说：“中国的崛起挑战着美国今天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未来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

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国际关系的一个既古老又新近的版本。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因为没有超主权国家的政府，主权国家的自私行为必然导致战争。而导致主权国家行为变化的主导因素，就是该国家的实际能力的变化。因此，不管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如何，随着中国实际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会被认为是要挑战现存美国霸权。

在今天美国政策圈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中，和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的论述已经相去甚远。修昔底德强调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互动，“一个巴掌拍不响”，“陷阱”便是两边互动的结果。不过，在今天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述中，更多的是单边地指责中国，而忽视了美国自身的行为。美国人忽视了自身相对衰落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恐惧”，把中国所做的一切，视为是对美国的挑战，因此，其种种外交行为例如“重返亚洲”和强化同盟中，似乎把中国视为了美国的敌人。

诸多重要元素

就美国对中国行为的误解，中国必须解释；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行为，中国更应当理性对待。但是，对中国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通过确立“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并不容易。诚如爱里森和其团队的研究所显示的，在大国关系中，冲突往往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不过，为了和平，不管有多么困难，中国必须追求这个哪怕是机会很小的“非常态”。实际上，从目前情况来说，中国所追求的“非常态”更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之间的常态。尽管仍然在建构过程之中，但迄今为止，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体现出诸多重要元素。

第一，领袖之间的直接外交。中美领袖之间已经大大超越了美苏冷战时代的隔空传话和叫骂方式，而是直接的接触和长时间的对话。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已经多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不设议题的对话。现代多元利益社会经常有多元的外交声音。美国没有抽象的“中国政策”，中国也同样没有抽象的“美国政策”。

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其说是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反应，不如说是国内各种不同利益互动和较量的结果。尽管各个主权国家都会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追求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些方式导致冲突，另一些方式则促成和平。在具有多元利益和声音的情况下，领袖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促成国家的重大外交政策，避免受各种杂音的影响，从而避免重大的战略误判。

第二，替代话语的塑造。在美国建构“修昔底德陷阱”等国际话语的时候，中国在尽最大的努力，构建自己的替代话语，即“新型大国关系”。尽管美国在开始时对中国所提出的这一概念并没有那么在意，但今天也在逐渐接受这个概念。至少，这一概念让美国决策者和社会意识到，中美关系并非如往日美苏关系那样简单，而是一对非常复杂且是超越双边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已经成为中美两国高层的共识。

第三，多层面双边关系的构建。今天的中美关系至少在三个层面在同时构建。在最低层面，双方要预防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因此就危机管控、网络安全等设立高层热线电话或者直接对话机制。但这些只是防御性的，也发生在过去的美苏关系中。这些很重要，但必须超越。在中间层面，双边强调的共同利益的发展和扩张，表现在包括经贸、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国际层面，在核不扩散（伊朗和朝鲜等）、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面追求共同利益。

第四，单方面的自我克制。例如，在美国强化同盟对付中国的时候，中国主动克制自己不去结盟。历史地看，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发生在两个同盟之间。这也是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极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相反，今天的中国强调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非同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的是针对大家都面临的危机、挑战和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气候变迁和非法移民等等；同盟则往往是针对“第三国”，即“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年来，即使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领导层也没有把美国视为“敌人”。这种意识的建构，有效地反应在中国的对美外交之中。

第五，防卫能力的培养。中国并不会天真到完全忽视战争可能性的程度。近代的历史告诉中国，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就要受欺负。中国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而强化国防建设。但是，中国军事的崛起并不是要去挑战现存强国的军事，而是在防卫和遏制他国挑战自己的基础之上，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从大趋势说，尽管中美两国今天的军事合作仍然有限，但从维持全球秩序的需求来看，两国军事合作的空间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军事能力的强化，反而会促成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第六，开放式的崛起。尽管人们怀疑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是否可以取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有一点人们是有共识的：国家间的互相依赖能够减少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甚至遏止战争。中国坚持开放式的崛起，使得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经贸关系（一些学者称之为“中美国”）使得双方很难把对方视为真正的“敌人”。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的实施，中国的开放性会越来越大，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互相包容。

不管如何，中美两国关系关乎世界的和平与战争。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和平道路。毕竟在历史上的16次权力转型过程中，有四次是和平的。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大国悲剧的宿命，所需要的是具有信心的持之以恒。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

Bio de l'auteur :

郑永年，1962年出生，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 rthur Foundation）（2003 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0

郑永年于北京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和博士（1995年）。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