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婧

    随着亚洲经济不断繁荣以及西方金融市场的急转直下，西方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们纷纷收拾行装，从西方向东方迁移。但是像往常一样，这回斯蒂芬·罗奇又要倒着走了：在香港生活了近3年的罗奇将于7月1日调任纽约。
　　据悉，摩根士丹利驻香港亚洲区主席罗奇将调任纽约，担任亚洲业务非执行主席，并将同时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虽然罗奇并不会说中文，但他一直对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与中国之间的情缘也仍难以割舍。
　　罗奇说：“我在摩根士丹利的责任没变，我将每个月前往亚洲一次。”他将继续与亚洲以及其他各地的客户和机构会面。罗奇已经获得了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和管理学院的联合聘任。今年秋天，他将在耶鲁大学教授高年级学生亚洲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课程，第一学期课程的内容就是中国经济。

　　

 

华尔街的“中国通”

　　早在西方银行家们向东方迁移之前，罗奇就于2007年6月开始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并于9月从纽约调驻香港。作为一个已经64岁的老人，孤身一人在香港生活了3年之后，罗奇决定返回美国与家人团聚。
　　摩根士丹利的主席兼CEO詹姆斯·戈尔曼说：“斯蒂芬已经决定要回到美国，并开始执教，我们很高兴他仍然会留在公司。斯蒂芬是摩根士丹利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思想领导者。”
　　罗奇早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专业，后进入纽约大学经济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在罗奇于1982年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他还曾担任过MorganGuaranty信托公司的经济分析副总裁，并在首都华盛顿联邦储备局研究部门工作过6年，负责督促联邦储备局官员进行国内生产总值的估测。
　　在担任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亚洲区主席之前，罗奇一直在纽约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负责管理该行驻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的经济学家，以及指导这些地区的经济预测和分析工作。
　　有人将罗奇称为是华尔街的“悲观主义者”，中国经济的“乐观主义者”，罗奇一直被认为是华尔街最有影响力、也是最为了解中国以及亚洲的经济学家。他曾出版《未来的亚洲：新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一书，专门讨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在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热点问题上，他从来不人云亦云，而是坚持提出自己的观点。

　　

 

亚洲的起床号

　　罗奇曾预言，中国将在2025年之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罗奇的确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他也清醒的指出，中国“无论如何也没有走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
　　过去，出口和投资是亚洲国家主要的经济驱动力。从2001年到2008年，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实现了年均8.3%的增长，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地区2.8%增速的3倍。也就是说，过去8年中，仅凭该新兴地区不同寻常的活力，世界经济每年的增速就提高了1.2个百分点。
　　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更加认为，经济领导权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亚洲世纪的开启被视为确定无疑。
　　但是罗奇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亚洲在同一时期越来越多地为其他地区生产。随着外部需求变化，尤其是美国消费已没有以前强劲，国际方面已不可能给亚洲的出口提供一如既往的支持。东方国家只有听到将国民经济从出口型转变为消费型的起床号，才有可能提前获得经济领导权。
　　而亚洲国内的消费力量还远没有成长起来。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出口比例在过去10年间从35%提高到超过45%，而个人国内消费比例却在2008年下跌到45%的创纪录低谷。
　　罗奇提醒中国，必须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致力于投资和出口，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到减少储蓄、推动内需上。
　　“危机唤醒了西方，同时也唤醒了中国，中国要加快自己的结构调整，”罗奇表示，“中国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我认为他们需要做到三点：第一，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个人养老基金、失业和医疗保险；第二、通过税收政策、土地改革等向国民收入提供支持；第三、制定服务业发展蓝图。目前中国服务业的规模非常小，目前占GDP的比率仅为35%，十二五计划完成后，该比率预计可以达到50%。乐观来讲，这是可以实现的。”
　　在罗奇看来，社会保险、养老金、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险是中国社保系统中4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目前的投入还远远不够。按照罗奇的算法，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拥有大约1100亿美元的资产，也就是每人不足100美元的社会保险。中国国务院最近通过的一项为期3年、总额8500亿元人民币的医疗保险计划，也仅约合每人每年30美元。
　　罗奇还指出，中国就业市场变革巨大，农村人口大规模移居城市，打短工的农民工比例较高，因此失业保险或许能减轻国民对收入降低的恐惧。较大规模的服务部门的发展可能很快就可以实现，方法是推动创办更多零售和批发企业，发展运输业以及提供各种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罗奇对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很有信心：“对于中国下一个5年计划取得进展的速度，中国和全球都将感到意外。你会对中国实现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转型感到意外。”他预测说，中国个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将从2011年的35%增加到2016年的42%。

　　

 

中国不是替罪羊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美国前所未有的失业压力下，许多美国人盲目地将这都视为贸易逆差的结果。在美国的多边贸易赤字中，中国所占份额最大，成为了矛头指向的焦点。在美国一些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鼓动下，美国主张采取双边应急措施，要么人民币大幅升值，要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广泛征收惩罚性关税。在国际上一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浪中，罗奇开始和多数美国媒体和学者意见相左。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呼吁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对此，罗奇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直接批评说，这是一条“很糟糕的建议”。他甚至还在专栏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经济学学得很糟糕。”
　　罗奇表示，2008-2009年，美国与90多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存在多边贸易逆差，一门心思盯住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解决办法来处理两国的多边失衡问题是错误的，这就好比是整理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
　　他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成为替罪羊，美国的这种政治压力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游戏，会使世界经济走向很滑的斜坡边缘。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扭转美国贸易逆差的现实，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也不会因此改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可能导致2008-2009年的危机再次上演。
　　美国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曾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可以在美国创造至少10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还能给原本乏力的全球复苏注入新的活力。对此观点，罗奇的评价就是两个字，“无知”：“相对价格的变化是终极零和博弈，是重新切分蛋糕，而不是扩大或缩小蛋糕。　
　　在罗奇看来，除非造成美国多边贸易逆差的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双边干预只会将美国的国际失衡问题中的中国部分转移到其他地方。美国的核心经济问题是储蓄，不是中国。对于一个储蓄短缺的经济体来说，多边贸易严重失衡的状况将难以避免。若美国不增加储蓄率，中国占有美国的庞大贸易赤字份额，只会流向其它较高生产成本的地方，最终由美国人自己承受。
　　“储蓄短缺的美国有中国这样一个大贸易伙伴其实非常幸运。”罗奇曾撰文表示。运营成本很高的美国公司正在转向中国，以此作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解决办法，美国消费者也日益偏爱中国制造的价格低廉但质量越来越高的商品。
　　他认为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货币或相对价格调整并非解决全球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灵丹妙药。人们需要改变全球储蓄的状况。“美国储蓄，中国消费”，这是罗奇为世界经济开出的药方。

　　

 

给中国更多时间

　　金融危机也引发了美国学者关于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的思考。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义务必须从“调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罗奇认为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罗奇指出，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并不在于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而在于美国经济以高消费和低储蓄为特征的结构性矛盾。为弥补自身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美国必须从外部引进资金，从而造成经济失衡。
　　他充分肯定了中国维持货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是与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密切相关的，中国并没有操纵汇率的嫌疑。罗奇直指中国不应对此让步，而应待财政体制更完善时再重估币值。
　　他举例说，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这个教训说明以汇率平衡贸易的做法并不可行。此外，人民币汇率并非一成不变。过去5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幅度都在20%以上；在过去6个月中，人民币实际汇率也上升了8%，但美对华逆差并未明显减少。如美要求人民币升值，甚至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制裁手段，只能使美对中国的巨额逆差转移到其他国家。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一直运转良好，罗奇认为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有效的最好证明。他相信，进口占中国GDP的比重正越来越高，若中国经济转型取得成功，人民币汇率也将更加具有弹性，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也会大幅下降，经济和贸易将更加均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求其在发展的各阶段都保持经济的均衡增长不切实际。因此，各国应给予中国更多时间和支持，避免中国经济陷入停滞和无序，这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平衡。”

　　

 

中国楼市有风险无泡沫

　　在很多热点问题上，人们永远猜不到罗奇的立场，因为他向来并不在乎别人在支持什么观点，只相信自己的分析。
　　中国楼市近年来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发展，引发了国内外各方对楼市过热的担忧。在国家频频出台措施抑制房价之时，他又给翘首期盼房价回落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中国楼市有实际的需求支持，不存在泡沫。
　　罗奇指出，2000年以来，每年均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口移居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二、三线城市，这一人口数量相当于每年创造两个半纽约。他认为这些涌入城市的人群能够支撑起巨大的住宅房产需求，因此整体楼市不仅没有过热，住宅需求还相当稳健，虽然豪宅市场存在一定泡沫。
　　但是，罗奇也指出，高房价却是中国不能回避的问题之一。如果中国不解决储蓄率过高、房价过高的问题，就很难促进内需的发展。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了政府抑制房价的连番出招，认为相关措施逐渐奏效，部分楼市过热现象已经开始冷却。
　　事实上，对与中国经济泡沫的担忧还不限于楼市，有关中国信贷和股市等领域涌现泡沫的报道也不断涌现。罗奇认为，这些担忧有些过分。因为与不太乐意提前抑制泡沫和危机的西方不同，中国的想法是，必须及早采取政治行动预防经济景气泡沫和随之而来的失衡。中国在2000-2001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都采取了类似的战术。
　　他认为中国对泡沫十分警觉。他举例说，2007年的股市年，上海A股到当年10月增长了2倍。之后中国股市下跌了大约70%。过了还不到一年，中国信贷市场上的问题贷款就急剧增加。但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只是一条长路上的坑洼。
　　他还举例说，中国和美国以及日本的情况都不同。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同时出现的泡沫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在美国次贷泡沫破裂之前，房地产和信贷泡沫促使建筑经济和私人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急升至近80%。但是在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控制，如在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已经构筑“防火墙”。资产泡沫的问题还并不十分令人担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