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曾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因政治活動被多次判刑入獄的新加坡人民陣線前秘書長梁文貴，近日發表對建國總理李光耀的悼念文章。

文章簡述梁氏從政之初，於1963年至1968年期間任執政之人民行動黨幹部時，為新加坡獨立及行動黨執政而「南徵北伐」，曾於1964年種族騷亂後跟隨李總理「親善訪問」，及獨立前後「下鄉訪問」，從中「偷師」，得益不淺。

梁氏稱李氏為其「政治導師」，對李氏之管治能力，演說及對記者的答問技巧欽佩非常，稱贊不已。李光耀治國之道及對新加坡的貢獻，受國內外人士贊賞不足為奇，但其之「鐵腕管治」亦遭不少非議，多次入獄的梁氏可稱為「受害人」……他依然稱贊，並對李氏表示感謝，則屬罕見。

於新加坡獨立前後，梁氏任人民協會組織秘書，被選為職員福利委員會秘書，在當年之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院接受為期三年的在職訓練，又被選為學員會主席。而當年，李氏則是人協和學院董事會主席，副主席為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吳慶瑞博士，梁氏當年兼顧人民行動黨中央政宣組及黨報工作，先後出任文化部長和國防部長選區的行動黨支部執委，副秘書等。

或由於受中文教育的關係，梁氏被指為「行動黨中的左派」，且被當局懷疑和「共產黨地下黨員」者有密切往來……他公開反對「廢除母語（華語）教育」、主張「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加上在學院與人協、「英帝遺臣」格格不入，終造成於1971年退出行動黨及辭去所有公職。

1972年的大選，梁氏以「雞蛋碰石頭」到李氏選區「挑戰」！1973年及之後，梁氏被判入獄多次，於1976年在「內部安全法令」被捕，同時因被控「誹謗總理」被判入獄18個月……

梁氏文章標題為《隨從「總理下鄉訪問」得益良多——悼念李光耀先生》，全文如下：

當得悉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又病重入院，總盼他，也相信他能如往日多次患病得痊癒、康復。但這次，他真太疲倦，真要長眠，安息了……

去年，老同僚送來「人協首屆組織秘書五十週年紀念特刋」，內載有「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院」首屆88名畢業學員名單和像片（包括筆者），及訓練生活圖照，包括五十年前之李先生的像片……哦！大家都多麼年輕呢！

轉瞬半個世紀，老同僚們都年逾七旬，當中10多個已先後離世；而年已九旬的李先生，也於周日逝世……

因為筆者自1963年至1968年曾為人民行動黨「南徵北伐」，曾被同僚笑話是「李光耀的好學生」，故多名老同僚來電話問「感想」，致筆者想起自己於那「特殊的年代」許多美好的回憶……             

筆者成長在「殖民地人民要建立獨立國家」，反帝反殖運動洶湧澎湃的年代，致讀高級中學時已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於1963年秋，輟學而隨吳慶瑞副總理、王邦文部長等領導行動黨的馬來西亞大選團隊，自新加坡北上吉隆坡執行競選工作……

1964年，年僅19歲的筆者被推薦聘為人民協會組織秘書，隨後送往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院，接受為期三年，每年受訓三至五個月，實習七至九個月的在職訓練。

在此期間的三、四年里，筆者被調派到多個政府部門和行動黨總部、支部執行繁多的任務外，更兼顧總理、部長的「下鄉訪問」當時和前後的工作，以及補選至大選的政治宣傳和訪問工作。

1964年，筆者受委為文化部長兼行動黨中央政治宣傳主任易潤堂先生的支部執委兼政治組秘書。同時，受安排在黨機關報主編林源河先生指導下執行撰稿工作，使筆者必須關注國內外時事，尤其要用心聆聽李先生與行動黨黨要的演講、講話。

當時，行動黨有議員與幹部常月會議，偶還有特別會議，李先生在每個會議都有約一小時的講話，分析政局，提出對國防、經濟、外交等各政策……致生育政策到禁煙的意見，然後讓出席者發表意見。當年的行動黨幹部以華文教育中年人佔多數，他們的「傳統思想」對諸如嚴罰隨地吐痰、丟垃圾至禁吸香煙都不易理解……李先生也「民主」地接受意見，甚至延遲實施政策，直達大部份幹部和議員支持為止。             

於1964年，發生了兩次騷亂，李先生為種族和諧，展開了「親善訪問」，在各選區成立公民咨詢委員會。於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而獨立前後，李先生更馬不停蹄地「下鄉訪問」；同時在總統府主辦例常餐會。分別招待各部門公務員。當時期，筆者公職被調到「建國工作營」（後改為國民股役警衛隊訓練營），負責執行「總理下鄉訪問」的沿路佈置工作，加上對黨報的工作；筆者必須自訪問當天清晨七時，從李先生的住宅隨從隊伍訪問，出席午餐會及晚間群眾大會至晚十時「解散」。

由於黨政工作的需要，筆者每月都得用心聆聽李先生三、五次講話或專題演講，他對國內各種社會問題到國際事件的分析、評論至總結，經常令年逾20歲的筆者欽佩萬分，時也興奮、激動……在無形之中也「偷師」不少。同時，令筆者對當年代的國家與黨的政策了如指掌，使在補選、大選至國慶活動月期間，需為黨報寫專論、新聞稿、議員演講稿、特刊獻詞 ……都能下筆成章；在補選、大選於須要時，可不備稿講一小時——「翻版李總理講話」而已！

總之，若說筆者有政治、群眾工作各方面的「本事」，從各種事項策劃、制定「行動計劃」和實踐能力，得自新加坡政府的栽培，和行動黨給予實習、實踐的機會，在政治至管治知識、經驗上，則從李先生身上學得不少。

五年的常月幹部會議、各種聚會和充當「總理下鄉訪問」工作人員……實令我受益很多。       

因李先生實是筆者的政治導師，故當筆者於1968年出版政論集《我們可以生存》，以李先生之「沒有人可以弱化我們！沒有人可以奴役我們！只要我們常常緊記自強不息，不斷自力更生！」為引言。於1968年出版長篇小說《死亡與控訴》的引言，則是李先生的「因為，我們無法經得起失敗；所以，我們必須成功！」

《死亡與控訴》一書內容描述新加坡於1963年至1968年的歷史，反映了一些腐敗現象，有部長、議員因此提議將之列為禁書。據當時的總理新聞官李微塵說，李先生親自瞭解該書的內容後，認為「無傷大雅」而否決了相關動議。筆者得悉，至今仍感動不已。

然而，「無緣」加上「八字相克」吧！或筆者文人氣質強於政客素質，「溫情主義」過重，同情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加上對「十年消除華文小學政策」的厭惡，及種種「事件」……致筆者於1971年辭去所有黨政職務，並退出行動黨……成為「叛徒」！

所謂「相罵無好口，相打無好手」，正是「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何況「人生幾何」？

筆者回憶數十年在新加坡政府、人民協會、行動黨、領袖學院……快樂美事多不勝舉，而李先生給筆者的益處還多著呢！但願來日續數算。

老李，不，李先生，不，尊敬的新加坡國父，您的貢獻巨大——實在也辛苦太長久了。

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