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創辦人之一、前總編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度世界新聞自由獎獲得者。生於1965年4月4日，安徽懷寧人，1989年6月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1989年6月-2006年3月，服務於南方日報社、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歷任或兼任：南方日報文藝部記者編輯，南方日報駐湛江記者站記者，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常務副總編輯、執行總編輯、總編輯，南方都市報系管委會主任兼南方體育主編、新京報總編輯。同時還擔任過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委員、廣東省廣州市東山區人大代表、中國（北京）都市報研究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是我過去的滄海，而體育畫報中文版是我現在的桑田，滄海也好桑田也罷，那都是我耕耘收穫之所，它們共同導演我的未來。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怎麼講？用情太深，情何以堪。刻骨銘心過，撕心裂肺過，轟轟烈烈過。現在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依然是我的燈塔，在照耀我的遠航。我不想詩化自己的過去。
    除了皇帝、理想主義者、革命家和政客，在廣州生活多年的人實在沒有理由喜歡北京生活。我現在明白了，皇帝為甚麼喜歡下江南，為甚麼要修建頤和園和圓明園，為甚麼要挖那麼大的海子。但我並不像有些朋友那樣對北京深惡痛絕，我覺得廣州是母親，北京像父親，你對母親依戀，對父親反叛，這是可以理解的。廣州有意思的地方是民間，是市民社會，是契約精神，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少受權力的傷害，一定程度上自主自己的生活。而北京，最可恨的地方是權力無處不在，人與人之間不能進行公平交易，無法建立平等互信。來北京，我最大的收穫是對中國的瞭解更全面了。
    過去的鋒芒也好，現在的隱忍和妥協也罷，我認為對我來說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並非刻意而為。我對人生的艱難困苦極其敏感，對加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平與不公感同身受，嫉惡如仇，我的鋒芒因而被砥礪而成，如果沒有世間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來鋒芒可言？世間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謂的隱忍和妥協，無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鋒芒被折斷，另一種是你不合時宜，你已經失去了亮劍的機會。
    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賣靈魂的生活。比如說不認同某種價值觀而又必須依賴這種價值觀生活；比如說為了生活去背叛人類常識和普世價值，與自己的良心搏鬥，或者為了生活乾脆拋棄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話是謊言，但為了生活卻偏偏說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這樣做只是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這樣做他也有日子過。
    比較幸運的是，我現在能自主選擇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儘管代價很大，但我覺得很值。
    要說厭倦，其實早就有了，不是現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辭職了，作為報紙總編輯，作為報人，我受到的壓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後來發生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來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倉皇逃離。
    我怎麼能是一個樂觀的人呢？我是一個達觀的人，因為我悲觀至極。
    達則兼濟天下，窮且獨善其身。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跟古往今來的中國傳統讀書人一樣，骨子裡有很強的家國意識，有很強的為民請命意識。而我從事的職業，剛好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在民主國家，這些意識其實不重要，但在中國就彌足珍貴。
    我希望50歲時，自己更寬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憤怒，能生活在人權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實的社會，能看到官員廉潔奉公、環境日益改善、社會公平正義、人民安居樂業。至於自己能幹多大的事業、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點都不重要。我願意做一個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絕對不願意做一個壞制度下悲苦的英雄。
    有人說我本人和南方都市報遭受挫折，是因為我做人不夠圓滑、玲瓏、世故，不遵守潛規則，這個觀點我堅決反對。相反恰恰應該這麼講，南方都市報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夠圓滑、玲瓏、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報最偉大之處，便是它的挫折。
    中國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謂的做人學問，中國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純粹。中國到處充斥著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其祖師爺都是厚黑學和潛規則。從這些學問那裡，我看到的都是爭先恐後的、創造性的無恥。我經常會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怎麼那麼多教人做人的學問裡邊，都不教人怎樣做一個正直、正派和有道義的人，反過來都教人怎麼做一個圓滑、世故和不吃虧的人。
    最不好的現實是，制度性的敗壞，與國民性的敗壞在雙重作用於這個時代，一方面制度性的敗壞改造和傷害了國民性，加劇了國民性的敗壞，另一方面日益敗壞的國民性也為制度性的日益敗壞提供了肥沃土壤，兩者相互相成，互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瀾。但可怕的是我們不以為意，或者渾然不覺，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我現在不憤怒，因為我已經掌握了在這個時代生存的兩大秘技，荒誕和戲虐。我認為這已經是我最大的不妥協、不苟且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時代，禮崩樂壞，江河日下，積重難返。倘若沒有一點戲虐和荒誕精神，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們何以自處；所以我現在不再容易出離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絲對現實的冷漠和對自己的熱情。
    我覺得這說法讓我很難堪，我無意也無力擔當這樣的角色，我是一個偶像的破壞者，我拒絕成為偶像。首先說明，我認為這個問題跟我無關。我必須說，我對精神教父、領袖氣質之類的東西，一向還是很警惕的。領袖氣質這東西，實際上是一種以暴易暴的氣質，無非是以一種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壓到了另外一種相對較小的暴力。我對自己的期許是，我的見解有很強的說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張能得到認同和支持，並且符合情理；我的規劃能很有效率地變成現實。
    當然我也承認，越是落後的國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領袖氣質。
    第一個問題有點大有點泛，我只能說，過去100年，大陸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總體上沒變——不對，應該是每況愈下。雖然物質條件有變化，但知識分子近60年來並沒有真正獲得尊重和尊嚴，人格上越來越不獨立，學術上越來越不自由，被豢養和包養的命運並沒有改變，相反越來越依附和依賴權勢。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現在連「公共知識分子」都竟然成了一個不准提及的詞語，多麼卑鄙！不容許「公共知識分子」，只容許「私有知識分子」，何其荒唐！
    經常有人問程益中，你在2005年以前，用十年的時間創辦了兩張中國最好的報紙，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一度在廣州和北京兩地奔走，管理兩個兩千多人的新聞隊伍，現在你因言獲罪一切歸零，管理一份幾十人的體育雜誌，落差如此巨大，你是不是不甘心，是不是還有新的規劃。
    問這些問題的人不明白，一個知道了自己真實的生存處境的人，並不會在意自己坐在多大的地盤里，坐一個小矮凳並不會自由更少，坐一張皮沙發也不會自由更多。
    有一句詩說過，睡在哪裡都是睡在夜裡。
    這種狀態並不是消沈，而是達觀，因為洞察現實的悲劇而明白了自己所處何地所為何來的達觀。這種達觀來源於挫折，因而顯得尤為珍貴。對程益中來說，挫折並不是甚麼羞辱，挫折唯一能夠羞辱你的，便是你在挫折面前自動放棄有尊嚴的生活，還美其名曰「圓滑世故」。

    這位出生於陳獨秀、海子故鄉的人，對於傳媒人的光榮依然有無法停息的追求，體育畫報中文版也只是他在另一個向度上的第一個嘗試。試想中文系出身的他，加入傳媒也只是一種偶然吧，種種偶然促成必然，傳媒成為他獲得生命價值的途徑。在創辦南方都市報之初，他喜歡向他周圍的人推薦一部講述制度困境與精神救贖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現在，當他從肖申克的宿命中走出，站在這個新的向度上，他對大眾的權利和福祉的關切並沒有停息。在眾聲喧嘩的時候，他有時候會想起《日瓦格醫生》，「空無一人的鄉下，大時代寂靜的白夜，俄羅斯廣袤的原野，橘黃色燈下，驚魂未定的日瓦格在閱讀詩歌，床上酣睡著女人，遠方傳來陣陣狼嚎」。他無法選擇一種避世的生活，一種看似自由的逃亡；在大時代下，他感受更多的是日瓦戈式的悲傷與不息的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