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深度解析新作《失焦》題目的由來

                                      作者：李禹東

    這裡有一個例子：所謂三綱，即：臣侍君、子侍父、妻侍夫，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對於五常，人們並沒有太大異議，但對於三綱，卻頗有些爭論。堅信傳統的人至今以「三綱」要求自己的家庭，而崇尚「自由」的人，則堅決批判之，認為這是封建帝王用以愚民的殘酷精神鴉片。

    在筆者看來，此二者均不能理解文化的本質。

    「三綱」的發明者董仲舒是漢武帝時官員，而「五常」的追求卻遠遠早於漢朝，也遠遠超過漢朝，甚至延伸至今、延伸至未來，可以算的上是人性本身的追求。

    如果仔細想來，漢武帝時，中原社會初具規模，而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唯有穩定才是發展的第一前提。對付外敵，漢朝的軍隊連年徵戰，不在話下，然而，最為棘手的問題，卻來自於如何維護自身。在封建生產條件下，通訊、交通與今天相比都極為不便，想要維護整個社會體系的平穩運轉，就必須首先維護最小社會單元——家庭的穩固。因此，就有了「子侍父、妻侍夫」的講究。一個朝代的興起往往需要依託人民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待其上位時，在特定時間內被稱為「正統」，用今日的眼光看，所謂「正統」正是指其合法性，直到其走向墮落、受到人民集體唾罵之時，其「合法地位」才會受到動搖——這也反應了人民對於社會安定的根本訴求，而「臣侍君」，事實上也正是一種維護行政機構相對穩定的原始做法——只有所有這些都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五常」，才可以最大程度地施展。

    由此不難看出，「三綱」在封建時代絕非一種落後的產物，而是在其特定生產條件下，用以維護「五常」的手段。絕對意義上的仁義禮智信是不存在的，任何一個時代都不得不向其自身生產力做出妥協，相反對於自由徹底的放任只會招致混亂的局面，那樣所謂的「五常」，也就更加難以成形了。

    講到這樣一個例子，正是為了說明產生某種社會規則的本性。事實上，中國古代文化的博大之處，正在於其對這種本性的緊扣，而這一點，也恰好是西方社會所不能及的。

    再舉一例，佛教在漢朝傳入中國後，逐步與道家、儒家相互結合，有趣的是，根據記載，唐朝時，我國竟曾主動迎接基督教踏入國門，最終的結果是，所有這些信仰，都在一種相對平和的狀態下彼此交融。但在西方社會中，卻發生了古羅馬希臘教派對基督教徒的殺戮，隨後，當基督教崛起時，又發生了基督教迫害異教徒的慘劇。再隨後，十字軍東徵，打著是征討伊斯蘭教的旗號。引人深思的是，根據考證，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事實上同根同源，甚至連教義都基本接近，征討對方的理由無非是其所信奉神明與己不同。

    儒釋道同行，並非其所推崇的具體形式、或其所崇拜的神像相一致，而是因為其共同的「向善」本質，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亦同為「向善」，卻為其具體「神像」而爭鬥不休。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而這個現象恰恰也證明瞭中國式思維的博大之處。今人所學習的「中國文化」，我想正因是這種緊扣文化本質的、崇尚形式多元的思維方式。

    中國古代並非沒有戰爭，但中國的戰爭往往局限於行政層面，卻從不是為改變對方的思維形式。而西方的絕大多數爭鬥，則恰恰相反。中國古代人發明的「少數民族自治」政策，其實正是一種對不同文化形式的尊重和保全，而西方人直到今天，都一味地試圖將自己的特有形式強加於他人，比如提到「民主」，事實上本質是「人民做主」，西方人卻只認為其自身特有的「多黨、兩院」等形式才是民主，這種形式即便無法維護社會穩定（如烏克蘭）、無法維護經濟增長（如希臘）、無法維護公平正義（如伊拉克），都一定是「民主」的——具體的形式往往會成為西方人眼中的精神本質。

    然而，文化亦有其發展邏輯。中國人這種包容、開放的思維方式，也自然會走向系統化和極端化。孔孟之道到宋朝變成程朱理學，隋朝出現的科舉制度，本為選拔人才所用，到明清時，也逐漸演化為八股取義，基督教在清朝再次進入中國時，卻遭到了全民的抵制——有人將罪責歸咎於清朝滿人，但事實上，這是個狹隘的認知。中華民族從來都是在不斷包容不同種族，就好比長城本為抵御匈奴，但如今長城內外卻已皆為故鄉。

    而至於這種極端的到來，或早或晚，都還是會出現。人在創造一種規章制度時，往往都是有原因的，而這種規章被後人學習、再傳若干代後，此種規章的產生原因或許已發生了變化，但後人依然會緊抱著這種規章不願放手。這可以算是人之常情，而這種「人之常情」的衍生，也恰恰就是文化發展的自身邏輯。

    時至今日，有人再次提出要讓人民重新認識「中國文化」，但更多的普通人眼裡，中國文化卻彷彿只屬於那些枯燥無味的專家學者，亦或那些古板的「老一代」，在他們眼中，遵循中國文化，就是遵循「三綱」，就是要讓他們「不自由」，就是讓他們排斥外來的一切，或者壓低外來的一切。於是，所謂中、西文化的爭吵此起彼伏，好不熱鬧。

    但所有這些爭論，都並不是「文化」的爭吵，而是「傳統」的爭吵，是以西方式的具象思維為前提的爭吵。之所以會加入這樣的爭吵，也正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談論「中國文化」的大多數中國人，都並不真正瞭解自己的文化。

    當我們對於自身文化的理解處於一種模糊狀態時，我們的社會主流價值觀也就自然是模糊的。人們無法正確地理解自己所處的歷史時期、以及自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也就自然無法體會自身的價值感，無法理解「成功」為何物。再加之生產力迅速發展，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不斷改變，無味的抱怨、膨脹的迷茫感於是成為了這個時代特有的色彩。

    而這卻絕非永恆的狀態，這只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由之路，就如同照相機改變焦距時必然發生的短暫「失焦」一般，模糊、荒謬，卻是社會邁入下一個階段的明確信號。

    《失焦》一書，正是要表達這個階段中的荒謬和無助，對於「失焦」的人來說，這個時代也恰恰正如書中的色調——懸疑、驚悚、以及對自身社會屬性的深度不滿和疑慮。

     然而，隨著社會的再進步，失焦的狀態，必將成為重新對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