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法國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國軍事法庭以洩密罪判處終身流放。1896年，有關情報機關查出一名德國間諜與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無罪的結論。但是，戰爭部及軍事法庭不但無意糾錯，而且極力掩蓋事實真相，調離該情報機關負責人，公然判處真正洩密的德國間諜無罪。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連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直至致總統的公開信，即有名的《我控訴》，由此引發整個法國爭取社會公正的運動。軍方以「誣陷罪」起訴左拉，接著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罰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國，一年後返回法國。繼續與軍方鬥爭。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四年後，蒙冤長達12年的德雷福斯才獲正式昭雪。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左拉受到法國乃至全世界的贊譽是理所然的。因為他是如此不遺餘力地為一個與自己毫無瓜葛，同整個軍隊和國家相比實在渺小不足道的人說話，維護他的權利、名譽與尊嚴；因為他敢於以一己的力量向一個擁有強大威權的陰謀集團挑戰，而正是這個集團，利用現存的制度，糾集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極力扼殺共和主義、社會正義和自由理想；還因為他不惜以拋棄已有的榮譽和安逸的生活為代價，不怕走上法庭，不怕圍攻，不怕監禁和流放，而把這場勢力懸殊的壯舉堅持到最後一息。為維護法蘭西精神而反對法蘭西，這是不同尋常的。馬克”吐溫寫道：「一些教會和軍事法庭多由懦夫、偽君子和趨炎附勢之徒所組成；這樣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萬個，而造就出一個貞德或者一個左拉，卻需要五百年！」如果目睹了人類生命質量的差異之大，應當承認，這些話也不算甚麼溢美之辭。

但是，在左拉周圍，有一個富於理性、知識、良知和勇氣的知識者群體――和左拉戰鬥在一起的「左拉們」，這是不容忽略的。正是因為有了盧梭和整個啓蒙運動的思想滋養，有了法國大革命所培育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民族精神，才有了這樣一個團結的堅強的精神實體。沒有這個實體，未必能夠產生這樣一個勇敢而堅定的左拉；沒有這個實體，左拉的單槍匹馬的戰鬥將會因嚴重受陰而中斷。惟其有了這個實體，在社會正義受到威脅的時候，就一定能從中產生一個左拉，或不叫左拉的左拉。

事實上也是如此。在法國作家拉努的傳記著作《左拉》中，有敘述說：事情開始時，埋頭創作的左拉還處在猶豫不決的狀態，他是被「德雷福斯派」的人物推舉出來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是被一群記者、律師、歷史學家說服的。周圍的一群人物是如此優秀，他們完全因為一個猶太人的冤案而被吸引、凝聚到了一起。難得的是，其中如作家法朗士、報人克列孟梭，都是與左拉不同類型的人物，在有關專業或別的意見上並不一致，甚至相反；然而僅僅憑著「正義感」這東西，他們就走到一起來了。他們把左拉的鬥爭當成自己的鬥爭，在鬥爭中，表現出強烈的「團隊精神」。像克列孟梭，他改組《震旦報》，傾全力支持左拉；左拉的檄文《我控訴》的題目，也是經他建議加上去的。他們陪左拉出庭，在左拉離開法國後仍然堅持由他開始的鬥爭；在正義因左拉蒙罪而使全國沮喪，法蘭西的精神財富面臨沈淪的危險之時，他們便成了號角和旗幟，引導公民社會上升的頭腦和力量。直到左拉死後，正是他們，將左拉未竟的事業進行到底。沒有他們的集體鬥爭，德雷福斯事件的結局很難設想，至少昭雪的時間要因此而大大推遲。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沒有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的存在是很不一樣的。從蘇格拉底到布魯諾和伽利略，甚至伏爾泰和雨果，他們所以受死，受罪，始終孤立無援，都因為缺乏這樣一個集體的緣故。他們被分切為若干個體，只能單獨向社會發言，以致在同類中間也得到回應。

法國當代知名作家雷威認為，在法國，只有從德雷福斯事件開始，知識分子才有了一個相當大的數目；也就是說，此時不是只有一個左拉，而是有了一個「左拉們」。「我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黨！在這喊聲中有種挑戰，有種逼人的傲慢……」雷威在一本題為《自由的冒險歷程》的書中這樣寫道：「這是一種方式，非常大膽的方式，將一個近乎侮辱性的稱號作為一面旗幟來舞。」回顧知識行動，以及由克列孟梭起草的《知識分子宣言》，在討論「知識分子」命名時，他是把知識分子的多少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即作為一項標準來看待的。他寫道：「成百上千的詩人、畫家、教授，他們認為放下手中的鋼筆或畫筆來參與評論國家的事務是他們分內的責任，與此同時他們修正了‘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含義。甚至於那些反對者們，那些辱罵德雷福斯的人以及那些國家利益的支持者們，也隨著時代的激流，不再沈默或賭氣，不再掩藏他們的惱怒和信仰，面對挑釁者，不再堅持學院式的靜默和泰然處之的傳統，他們也使用同樣的詞語，同樣的參與手段，並且也組成了各種各樣的同盟和協會。是一種模仿？是一種狂熱？可以這樣說吧。但也可以這樣記錄下來：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現了一種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寫員、詭辯家、博學家標誌出其他時代一樣，也是新鮮而有特定性的。」這新鮮而有特定性的一群，就是現代知識分子。他的意思是說，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只有到了現代才有可能出現。

的確，知識分子與現代民主社會是互生的，互動的。倒過來說，沒有產生一個像樣的知識分子群體，這樣的社會只能稱做前現代社會；時間的推移並不能為它帶來實質性的變化，不過徒增一點新世紀的油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