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與陸賈有關治天下方式的對話不時被人提到，多數人已耳熟能詳。劉邦之所以從善如流，接受陸賈的意見，承認在馬上得的天下不能靠在馬上治天下，大概已初步嘗到了治天下的不易。但不易到甚麼程度，史書上沒有明說，讀史者往往缺乏具體瞭解，試比較如下：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國歷代一貫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在這種條件下，要得天下，即推翻一個現存的政權，取而代之，自然只能使用武力和陰謀，因為堂堂正正進行政治鬥爭無異與虎謀皮，不僅成不了氣候，反而自取滅亡。但這恰恰成為得天下者的優勢，因為只要達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論，無所不用其極，反正不必承擔甚麼政治、道義責任。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難找到各種藉口或替罪羊。治天下者行事卻不能太過分，至少不能越過社會公認的底線。如清朝在關外反明時可以行反間計，讓崇禎皇帝上當殺了袁崇煥。但到了要治天下時，就不得不自己披露事實，為袁崇煥平反昭雪，否則就逃不掉惡名，與治天下的身分不相稱。

得天下過程中可以以破壞為主，不計後果，而且破壞越嚴重對自己越有利，所以無論天災還是人禍，巴不得鬧大搞亂。治天下者則甚麼事都難辭其咎，人禍固然是治理不當、防範不力、政策錯誤、吏治腐敗所致，天災則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懲罰。任何時候，破壞不知比建設要容易多少。得天下過程中慣於用燒倉庫結聚、斷糧、屠城、殺俘、以水代兵、散布流言、美人計、反間計等手段，而且握有主動權，可以隨時隨地應用，治天下者則防不勝防，只能被動挨打。

得天下者為了爭取人心，煽動民怨，可以不顧實際可能，作出過高過多的承諾，或者給自己的支持者、擁護者予現成的利益。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質基礎有限的條件下只能滿足一部分人的需求，還必須留有餘地。王莽執政時給社會各階層許諾，並且一律優待，順利地得了天下。但到了他治天下時，面對空虛的國庫只能用空話假話應付天下人，號召臣民艱苦奮鬥，以野菜代糧，結果原來的擁護者都成了反對者。李自成發動民眾支持的口號是「吃他娘，用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或者由文人加工為「盼闖王，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反正開的是明朝的官倉，分的是別人的家產。但一旦進了北京，就忙著「追贓」，搜括金銀財寶，連倉皇出逃時都捨不得丟棄。要是真讓他治了天下，百姓的負擔絕不會比明朝時輕。

得天下時可以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只要目標對著現政權，都能相互利用。其他方面的分歧或衝突可以暫且不論。內部的權力鬥爭雖難避免，但大敵當前，首領還不能當孤家寡人，專制和殘暴的手段不得不有所收斂。但在治天下時，皇帝和現政權就成了另一些人的惟一目標和奪取的對象。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時對老部下說：「皇帝誰不想當？」「你們不想當，誰能保證你們的部下不想當？」話雖說得絕了些，卻是至理名言。五代時那些短命皇帝都算得了天下，可是卻治不了天下，一個個像走馬燈般下台或喪命。另一方面，當了皇帝就有了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以往的袍澤、同鄉、師生、兄弟關係一筆勾銷，更不必有甚麼顧忌，於是大開殺戒，數萬以至數十萬不在話下。

得天下過程中從上到下都還沒有過多的要求，原來的貧民、罪犯只求活命，因種種原因投奔者志在長遠利益，被武力收降或陰謀收買者會暫時隱忍。在物資有限和戰事頻繁時，各級首領還沒有條件、或來不及太腐敗。到治天下時各人都要得到滿足，統治者也不能一直提倡艱苦樸素，老是要求臣民「共度時艱」又不像個太平盛世，要天下太平往往還得對一部分人實行贖賣政策，對豪強作些讓步。

正因為如此，英明的開國皇帝往往在治天下時成為暴君，當現成皇帝的人不少是昏君，或者成了權臣或宦官的玩物，不幸當了末代皇帝下場更慘，這都是專制制度治天下的產物。（本文摘自《人在時空之間》，葛劍雄著，中華書局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