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告破，帶來的不是人心大快，而是公眾更大的焦慮。一個33歲的農民，兩年前在公共網絡空間揚言殺人，而今製造70個爆炸裝置並成功引焊17個，致10人死亡51人受傷，此犯罪可謂手段十分惡劣、殘忍，後果特別嚴重。對於此種針對平民的犯罪，社會應該形成共識：那就是強烈譴責！堅決反對任何以暴力方式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行為！

這個驚天血案的背後，透露出更加危險的信號。這樣的危險信號希望引起社會、政府及中央高層的重視。否則，類似的血案必將再次發生。

一、那些個體訴求通過上訪及訴諸法律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時，當事人有從以前被動喊冤、求助媒體、越級上訪、訴諸法律轉化成暴力犯罪的危險。上海楊佳殺警案、溫嶺連恩青殺醫案、翼中星首都機場爆炸案，概莫如此。

二、因個體與政府部門等不平等主體之間的角力而引發的暴力犯罪，民間對此類暴力犯罪者的同情更多於譴責。有人不僅是同情，甚至支持採取類似的暴力犯罪，從而達成自然的公平和正義。這種同情和支持，有變成效仿的可能。

三、由類似的不公平正義而引發的案件發生後，官方總是淡化自己的責任，並努力將責任全部推給犯罪當事人，從而缺少反思、檢討和追責，形成習慣性思維和引導性案例，致其它地方、其它部門在處置類似事件中爭相效仿，自以為是，形成惡性循環，從而加劇社會矛盾和風險。

四、犯罪嫌疑人不僅僅是為了製造事端吸引公眾注意，而是絕望到了極點，犯罪時已將自己置之於死地，從而下起手來毫不手軟。楊佳案中楊佳稱「你們不能給我個說法，我就給你個說法」；溫嶺殺醫案中連恩青至死毫無悔意；枊城爆炸案中韋銀勇說「殺人的時候到了」，殺人償命的道理和反復與相關部門交鋒的經歷讓韋銀勇不可能對殺人的後果一無所知。明知必死而為之，犯罪嫌疑人已經絕望到了極點。

枊城爆炸案宣佈破案後，有網友發表了如下評論：「假如你的郵包炸死了我，我也不想怨你；因為你的痛苦和災難，我曾經熟視無睹，置若罔聞；昨天輪到了他，今天輪到了我，明天也許會輪到你，誰也別想逃掉！要說希望，只盼望活著的人不要再對他人的災難保持沈默！因為我們在同一條船上。」很多人在轉發和跟貼中留言稱：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冷漠付出代價！

雖然從目前官方語蔫不詳的案情通報中，我們無法得知韋銀勇到底遭遇了甚麼樣的不公，經歷了怎樣的抗掙。但從韋銀勇在爆炸案前發佈在公共網絡空間的話語，可以聽見他的絕望和無助：「等到我哪一天變得瘋狂，請記得我單純時被你們當傻子一樣耍」、「一個社會，如果好人活得安心滋潤，壞人活得動蕩而焦慮，就會不斷有壞人選擇做好人。反之，如果好人活得動蕩而焦慮，而壞人活得安心而滋潤，就會不斷有好人選擇做壞人。壞人做壞事不可怕，可怕的是好人不得不做壞事。」

我們無法從韋銀勇的話中真正判斷出他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但是自從他製造第枚爆炸裝置起，他就已經是一個壞人。他說「可怕的是好人不得不做壞事」，究竟是真實反映了自己的遭遇，還是犯罪前給自己的辯解，我們也無從判斷。或許，韋銀勇在決意製造爆炸殺人之前，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已經並不重要。

我們可以斷言，沒有哪個曾經逼迫、收拾過韋銀勇的傻逼官員會為此反思、會為此丟官失爵，反而會有人因神速神勇破案而立功受獎；這又會促使那些傻逼官員如同服春藥，在對待個體的類似訴求時更加變本加厲，更加肆無忌憚地繼續乾他們自以為偉正光的傻逼事，進而把更多的韋銀勇逼到絕路，形成惡性循環，危害社會公共安全。

如果一個人窮盡一切合法手段所要得到的公平正義，因無法得到而不得不訴諸暴力，那不僅僅是這個社會的悲哀，而是社會陷入危險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