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孫夢圓

老實說，《我不是潘金蓮》並不是一部討喜的電影，農村、村婦、官場、上訪……這些土裡土氣的符號似乎已經過時，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確確實實是一部好電影。以荒誕的手法展現官民矛盾和官場生態，細緻入微，頭頭是道，馮小剛做到了。

《我不是潘金蓮》塑造了現代官場眾生相：對上級百般欺瞞卻總是欺瞞不住，對下屬作威作福的縣長鄭眾；遇事先想著要把自己摘個乾淨的縣法院院長王公道；表面上主動要替領導排憂解難，實際上只想升官升職的法院審判長賈聰明；一次次引經據典地跟下級官員放狠話，到真正碰上事端時卻無計可施的市長馬文彬……

與普通的官場諷刺劇不同的是，在這部故事跨度達十餘年的電影里並沒有貪官污吏，但被李雪蓮「連累」的官員一批又一批，縣長、市長、省長個個提心弔膽，被李雪蓮嚇得團團轉。

這些基層官員都沒犯甚麼大錯，頂多只是互相推諉怕負責任，其中還不乏依法辦事的人，卻偏偏把事辦砸。這一切，也恰巧說明瞭官場的文化的「潛規則」——只對上級負責，缺乏面對群眾的經驗。

在老領導和新幹部的私宴過後，縣長的保安為了在上級面前顯示自己的殷勤、有能耐，將第一次找上門的李雪蓮推到在雨中，為的是不破壞領導剛喝完酒的好心情；縣長史為民想著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對群眾大喊大叫，卻還沒有經驗如何面對群眾，所以面對上訪的李雪蓮，第一反應則竟然是說自己不是縣長，落荒而逃……

電影里的小人物李雪蓮並不是《秋菊打官司》里可憐執著的村婦，而她本身就不純的動機，讓她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無理取鬧的掉的刁民——為了要縣城裡的房子假離婚，丈夫反悔卻又想把房子弄回來，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想鑽空子生二胎。

按理說，這樣的刁民在法律上並沒有甚麼同情可言，可官員們怕丟了烏紗帽、怕上級的責難，卻每到人大會議召開期間停下一切的工作圍著李雪蓮轉，生怕惹得上級不高興，有理的反而成了沒理的，實在是荒謬至極。

而縱觀官場，哪些「潛規則」不荒謬呢？

可以說，真正傷害到李雪蓮的，是各層級官員對上級指示過度解讀，他們過分熱情地想要成為可以為領導分憂的阿諛之徒，反而不真正想著如何解決好群眾的切身需求。

然而令人恐懼的是，這種官場文化已經流存了很久，懂的人將其奉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高級智慧」，並按照這種規則一代代傳下去，儼然「新式太監」。

為何要將這樣的官員比做太監？

半個世紀前，隨著中國封建王朝的滅亡，宮廷太監退出了歷史舞台；但在現代官場，「新式太監」逐漸出現。與需要生理閹割的老式太監不同的是，「新式太監」的被閹割往往是心理上的。

古代帝王總是叫自己的太監為狗奴才，但現代的「新式太監」擅長的是拍馬屁。見了哪個領導都是點頭哈腰，唯領導的話是從，哄領導開心是最大的本事。小品《巧立名目》中的那句「領導，冒號」說的不是玩笑，而是真實的現象。

不為做好工作為人民服務，而是想著一味奉承領導，這樣的官員，不就是太監的現代翻版嗎？你又不是領導的家人，卻要大小事裡裡外外跟著折騰，領導愛吃甚麼愛喝甚麼、家裡的親戚甚麼狀況全部要瞭然於心；你又不是領導肚子里的蛔蟲，領導一個眼神、一個姿勢、一聲咳嗽你全部要知道是甚麼意思。

老式太監的職業操守在於把自己的一輩子賣給了朝廷，而「新式太監」則顯得沒有職業操守得多。他們往往是在低層時唯唯諾諾裝孫子討歡心，一旦有朝一日被提拔，則瞬間變成了大爺，對下級頤指氣使，希望自己的下級像曾經的自己那樣畢恭畢敬。這種「遺傳」是種病，得治。

官場文化的精髓在於大官壓小官，一級壓一級，下級所有的工作都是為了讓上級滿意。上級英明倒還好，萬一哪天出了個混蛋在，整個系統也要跟著一起混蛋起來。院長怕縣長，縣長怕市長，市長怕省長，省長怕首長，李雪蓮直接去攔首長的車，下面的人則要一層層跟著倒霉。

這樣對上級一味地奉承不僅使得官員不好好做正事、一肚子的歪心思，更是將所謂的上級捧上了天。更為嚴重的後果是，高官的意志總是可以越過法律程序，起到更直截了當的效果。

中國官場里一直有一種揣摩文化存在，所謂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領導發話就是聖旨，領導沒交待清楚的也不去問，問了彷彿自己就是工作不得力，而只有猜到領導的意思才是領導的心腹。

李雪蓮第一次去市裡喊冤，市長怕把事情鬧大就讓先把李雪蓮支開，層層意思傳達下去卻變成了請李雪蓮去派出所「喝茶」。層層精心揣摩卻將事情惡化，實在是可笑至極。

而當這件離婚案的小事鬧到北京，首長一句「這麼點小事都能鬧到北京」使得省長擔驚受怕，生怕惹怒了首長。首長一句話，勝過千萬言。層層揣摩下去，才使得市長、縣長都受到牽連，丟掉了官職，雖然儘管他們並沒有犯下甚麼錯。

《我不是潘金蓮》里的官員並不全部是欺軟怕硬的壞人，多多少少還是有些明白人的，比如首長就知道有些官員是拿著群眾的俸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比如馬市長就認為，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群眾負責，就是李雪蓮事件悲劇的根源。

只可惜，甘願被「閹割」的官員太多，能明白簡單道理的官員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