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乾山會議「百年大變局的認識與應對」主題會上發言

【簡介】徐景安先後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務院體改辦、國家體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調深圳任體改委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理事長。

徐景安

百年大變局要「變」的是甚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首先要解讀百年來是甚麼「局」，為甚麼「變」，朝甚麼方向「變」？有人解讀，一是世界經濟出現「東升西降」的現象，二是美國特朗普造成國際格局緊張動蕩，三是世界秩序出現坍塌的危險，造，四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

我認為，這都是世界變局的現象，根本不是某個國家、某個地區、某個衝突、某個危機、某種秩序變化的問題，世界變局應該是時代的轉變，即舊時代的結束，新時代的開始。

當今世界是全球現代化時代。以物質財富為目標，以GDP為尺度，以自由貿易為手段，以美國為榜樣，建立了世界秩序。現在出現了似乎難以理解的現象，作為全球現代化的領頭羊，世界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世界秩序的操控者的美國，特朗普首先跳出來反全球現代化，反世界自由貿易，反世界秩序。

美國大打貿易戰，制裁中國、俄國、歐盟、日本、韓國、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伊朗，還以「審查普遍優惠制度適用資格」為由，計劃剝奪泰國、印度尼西亞與印度等國的「免稅權」，包括25個亞太區國家。美國先後退出《巴黎協定》、《中導條約》、《伊核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全球移民協議》等11個國際組織。特朗普還揚言要退出《世貿組織》。

美國通過自由貿易獲得物美價廉的商品，美國又利用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特權向世界傾銷國債，用以支撐高新技術、軍事工業的發展以及維持國內支出、世界霸權。但有其利必有其弊。美國與 102 個國家存在著貿易赤字，總額達8000億美元。美聯儲國債達21萬億。2017 年第三季度美國的淨國民儲蓄率——企業、家庭和政府部門儲蓄之和——只有國民收入的 2.1 %，僅僅相當於 20 世紀結束前三十年平均水平 6.3 %的三分之一。同時美國製造業出現空心化，失業率提高。 一直以國家利益之上為國策的美國總統，出了一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那就表現得淋灕盡致，無所顧忌，大打出手，以消滅貿易赤字為由，實行關稅壁壘，以極其苛刻的條件逼迫對方全面開放市場，接受美國出口的商品、服務，或者把企業搬到美國。美聯儲又通過加息吸引資金流向美國，導致許多國家資金短缺，引發恐慌。特朗普就是要搞亂世界中建立新秩序，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英國為退出歐盟爭執不休，德國要退出北約。日本與韓國從打貿易戰，到韓國退出《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西班牙、希臘面臨國家破產。全球無力償還債務的國家總數達到了28個，其中新增加的6個國家是阿根廷、加蓬、印尼、馬達加斯加、摩爾多瓦和瑙魯。現在窮國日子過不好，富國日子也不好過。這個世界到底怎麼啦？

這就是全球現代化這條路出了問題。全球總人口75億，在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達到現代化的基本水準的情況下，對地球資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載力的25%。美國佔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資源。全世界要像美國人生活要20個地球。

丹尼爾.貝爾在所著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說：「當資源非常豐富，人們把嚴重的不平等當作正常或公正的現象時，這種消費是能夠維持的。可是當社會中所有人都一齊提出更多的要求，並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同時又受到資源的限制，那麼我們將面臨政治要求和經濟限度之間的緊張局勢。」所謂的全球現代化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貧困基礎上的，當著全球人都想實現現代化，現代文明就崩潰了。

全球現代化之路不通，根本原因是價值目標、價值尺度、價值標準，是追求資源有限條件下的財富最大化。2025年世界人口達到80億,2050年將達到98億，現在一個地球不夠用，將來80億、98億都向發達國家看齊，都要過發達國家人那樣生活,要增加多少個地球呢？聖雄甘地一語道明：「地球上的資源可以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但它無法滿足每個人的貪婪」。

        近現代文明是怎麼開啓的

我們需要回顧，當今世界是怎麼走上全球現代化之路的？西方經濟發展快、西方現代化成功的奧秘就在於，對人的物欲一直採取縱慾的意識形態、縱慾的經濟政策、縱慾的體制模式。

十四、十五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就是一場將人的物欲從神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世紀宗教神學認為，人生而有罪，人必須忍受困苦和磨難，死後才能進入天堂享受幸福。因此，人在現實生活中要克制一切慾望，爭取來世的幸福。人活著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神、為上帝。歐洲中世紀後期，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形成。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家和文人，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高舉「人」的大旗，呼喊尊崇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和人的幸福，以人性反對神性、以現世的快樂代替來世的幸福、以享樂主義取代禁慾主義。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詩人、思想家彼得拉克說：「凡人先要關懷凡間的事物」，「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另一位人文主義思想家蒙台涅更直接了當地宣稱：「世界上的一切意見盡在此：快樂是我們的目的，雖然方法各有不同」（2）他呼籲人類不要聽信壓抑自己快樂的戒律和邪說。他說：「說真的，人真是最不幸的生物了。由於他的自然條件，他已經幾乎不能純粹完全地享受快樂了，但他卻還努力發明出學說和戒律來限制和裁減他所能享有的微乎其微的快樂。……人類智慧錯用了自己的才能，用它來減少和取消我們自然應該享受的快樂的數量和甜美。」（3）

文藝復興運動吹響了「人的解放」的號角，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將「人的解放」向縱深發展。這個時期的思想家鼓吹一種觀點，人的本性就是趨樂避苦，追求快樂。如十七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倫理思想家霍布斯所說，生命在不停地運動，人生就需不停地追求，不停地趨樂避苦，不停地追求享樂和幸福。人生就是一場不停地追求個人幸福的賽跑。（4）把追求現世的快樂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和最高原則，人除了追求快樂以外，沒有甚麼可追求的了，西方人再不用顧忌神的禁令，也不用理會來世的幸福。享樂主義潛入西方人的深層意識，成為西方文化的主體。

那麼，人怎麼才能快樂呢？這就是滿足人的感官的欲求。十八世紀法國「思想界泰斗」伏爾泰認為：生理器官的滿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動力。無論宗教還是法律，都不應該貶低或誹謗大自然賦於人的這種本能，不應該阻礙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慾望。（5）另一位法國啓蒙運動的先驅茹利安.奧弗雷.拉美特利則說：「感官是從來不欺騙我們的」，大部分人「在這個世界里發現了各種利益，各種肉體上的快樂」，「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尋找幸福，……那就是在沒有幸福的地方尋找幸福」。（6）重視物質，忽視精神；強調感覺，輕視思想；推崇肉體的快樂，崇尚感官的刺激；把物的享受、物的佔有當作人生的價值，這就是西方人倡導的物質主義。

在商品經濟中，錢是一般等價物。有了錢，就能買到一切，享受一切，從肉體的需要到感官的滿足。有錢才能快樂，賺錢是人生的第一要務。金錢是實現人生目的的手段，逐漸演變為人生成功的標誌，金錢成為人生的目的。貨幣是人心目中的上帝，銀行就是教堂，人拜倒在金錢的腳下。恩格斯說：「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金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7）一切為了錢、有錢就有一切的拜金主義成為西方人行為的准則。

追求快樂、享受人生、滿足欲求、賺錢第—，這是個人的選擇、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權利，上帝、國家、他人都不能剝奪。因為這是人性的要求，把滿足自己的慾望放在首位。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卓越的思想家、哲學家盧梭認為，在所有的欲念中自愛是根本的第一位的欲念，是「一切欲念的本源」，「它是原始的、內在的、先於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8）霍爾巴赫則說：「人從本質上就是自己愛自己、願意保存自己、設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所以，利益或對於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動的唯一動力」。（9）利己主義是人的本性、個人主義是人的權利，人的這種行為不僅有利於個人，而且也符合社會公共利益。英國經濟學家、倫理學家亞當.斯密有句名言：「每個人所盤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10）亞當.斯密打比方說，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烙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這就是說人主觀上為自己，客觀上有利他人。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在西方伸張和盛行是自然不過的了。

人要快樂享受，要滿足物欲，取決於物質財富的增加、社會經濟的發展。西方社會創造了日益靈巧的市場經濟制度，迅速有效地調動資源，協調不同個人、階層的分工，保障不同需求的交換。西方社會從民眾到企業到議員到總統，都把保障經濟繁榮當作首要，因為只有經濟繁榮帶來的物質豐饒才能滿足感官的享受。經濟增長成了最高原則。政策、方針、道德、法律以及內政、外交、政治、軍事都服從於這個最高原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發生了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拋棄經濟自由主義，實行國家干預。凱恩斯主張赤字財政，發行國債，興辦基礎設施，以創造需求，拉動經濟復蘇。凱恩斯打了一個比喻，政府花錢雇人挖溝，又花錢雇人填溝，對經濟也是有好處的，政府通過支付工資、採購工具創造了需求。據此，凱恩斯認為，節儉和儲蓄固然是一種美德，但不利於社會發展；消費和奢侈固然是道德劣行，但對社會有好處。政府舉債揮霍浪費，既擴大就業，又能維持經濟繁榮；至於私人浪費，如富人生前建豪華住宅或死後大修墳墓，也是有同樣效果的（11）

在這之前，美國人曾經把「空著肚皮上床睡覺，比借錢買晚餐要好」作為持家立業的座右銘。凱恩斯主義使美國人徹底拋棄了新教倫理，在「先享用、後付款」的口號下，創立了分期付款、抵押貸款與信用卡制度。美國人和西方人的縱慾無度有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證。追逐時髦、奢侈消費成為時尚。這是刺激需求，對經濟增長有利。對經濟有利就是好的、善的，盛行西方的經濟主義得到社會各方的認同。為了保障本國經濟的發展，不惜窮兵贖武，控制、掠奪他國資源，甚至向外侵略。二十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大小小衝突，直至美國策劃的兩次海灣戰爭，其背後都蘊藏著經濟的動因。「把屬於整體一部分的經濟，置於絕對優先的地位，使人的其他活動，諸如文化、教育、技術、政治等都從屬、服務於經濟，這是現代的一大錯誤」。（12）

科學技術受到追捧。高科技帶來先進無比的軍事手段、新穎繁多的民用產品，成為巨額利潤的源泉，滿足人發財的慾望。高科技征服自然、開發自然，創造豐饒的物質產品，滿足人感官的欲求。西方人重視科技、崇拜科技、迷信科技引發的科技主義越來越偏離人文關懷和價值方向，將人類逼近毀滅的邊緣。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寫道：「毫不誇張地說，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夠創造出這種手段，能夠不僅摧毀一個城市，而且可以毀滅整個地球。」全世界的核武器可以炸毀地球10次，平均每人可以分得3噸以上的炸藥來消滅自己。英國生物學家斷言，未來的基因武器只需20克就可以毀滅全人類。科技主義使人類陶醉在技術的每一次勝利之中，然而對技術進步造成對人與自然環境的巨大衝擊疏於防範，甚至不計後果。石化能源造成環境的污染，化學製品給人類的毒害，已引起全球的生態危機。基因生物工程帶人類走向天堂、還是地獄，前景難測，邪教己宣佈克隆嬰兒呱呱落地。科技主義造成人類逾來逾膨脹的貪求和慾望，以為科技會像魔術師一樣源源不斷地變出人需要的一切，從而更加瘋狂地榨取和盤剝大自然，不用擔心產生的嚴重後果，而一切惡果都可以由科技來解決。過於相信科技的力量，而放棄人類行為的約束和倫理的變革，使人類的處境越發危險，陷入可能爆發的更大危機之中。科技主義使人類越來越熱衷於物的享用，而鄙視精神的追求；越來越迷戀技術物質世界，而忽視人的關懷；越來越小聰明，而缺乏大智慧。科技投入不遺餘力，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現代科學對遠及100億光年的星體有所探測、對近者已深入到組成原子核的中子、質子，可是人對自己的認識有多少進步呢？

早在遠古時期，希臘人就在德爾斐神廟里銘刻著「認識你自己」的箴言，蘇格拉底最早將人作為他的研究對象。自那時起，二千五百多年過去了，對人究竟需要甚麼、人怎樣才幸福等一系列有關人的基本問題仍處於迷惘之中，對人類的前途和命運這樣的大問題熟視無睹。正如盧梭所說：「人類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知識，就是關於‘人’的知識」。不能帶來金錢與財富的人文科學被擠到文化世界的邊緣。人文主義啓動了「人的解放」、發現了人的價值，從而開啓了西方工業文明，而西方文明使人從神的奴僕變成了物的奴隸，人文主義變成了物本主義。

享樂主義、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經濟主義、科技主義匯集起來，成為一股推動經濟發展的洪流。經過如此精密的思想包裝和理論武裝，西方人再不受來自神、上帝的束縛，也不會受內心的道德的約束，快快發財、盡情享樂成為主導西方人幾百年來的人生觀、價值觀、幸福觀。正是這三百多年，西方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西方工業文明的成功在於誘導和釋放人的能量去追求物質，也正是這一點使西方工業文明陷入危機。成功的原因正是危機的根源。西方工業文明造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關係的全面惡化。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認為，欲求是人的本質，而欲求是利己的，「每人都想一切為自己，要佔有一切，至少是控制一切，而凡是抗拒他的，他就想加以毀滅。」人從欲求出發，「不止是肯定自己的生存而已，而是遇著別人的生存有礙於他的時候，就要否定或取消別人的生存。」（13）卡萊爾雖說人類是野獸，但卡萊爾並不希望人類是野獸，而叔本華認為人類就是野獸，不過由於人的欲求經常得不到滿足，人類是一群痛苦的野獸。

對現代文明的質疑和反省

1968年4月7日，由眾多學者參加的羅馬俱樂部悄然成立，向現代物質文明的盲目的自以為是發出嚴重警告是它的宗旨。1972年3月發表了它的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該報告研究了世界人口、工業增長、環境污染、糧食生產、資源消耗五種參數之間的動態關係，得出了震驚世界的結論：到2100年以前經濟增長將要終止！人類不能以現在這種方式繼續發展下去，必須從現在起停止經濟和技術的增長，使全球系統走上一個零度增長的均衡社會。報告說：「限制增長是困難的，但不是不可能的，進行的途徑是很清楚的，必要的步驟對人類社會來說雖然是新的，但卻完全在人類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報告寄希望於人類關注長遠目標，「沒有這樣一個目標，並對這個目標承擔責任，短期的關切會引起指數的增長，以致推動這個世界系統走向地球的極限和最終的崩潰。有了這個目標並承擔責任，人類從現在就會準備好開始有控制地從增長過渡到全球均衡。」

這部警世之作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波瀾，引發了對未來世界悲觀與樂觀兩派的激烈爭論。儘管這份報告對世界未來的預測未必正確，但它傳遞給全世界不得不重視的信息：地球的有限資源將終止西方文明的進程，人類為了自己的命運必須停止對資源的無限掠奪。

1974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第二份報告《人類處於轉折點》，這份報告指出要通過全球協調、全球合作，將世界體系引導到有機增長的道路上去，為此提出了「全球倫理學」的新概念，對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要求是：

（1）每個公民都應當具有世界意識，認識到自己是整個世界共同體的一員；

（2）發展少使用資源和延長產品壽命的技術，而不是以最大限度的生產率為目標；

（3）必須樹立一種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意識，而非建立在征服的基礎上的對自然的態度；

（4）人類不僅要考慮自己這一代人的需要，還要有歷史責任感，為子孫後代著想，不搞「竭澤而漁」。

先覺者們在份份報告的字裡行間中傾注著對人類前途的深切憂慮，情真意切地呼喚著人類的良知和智慧，充滿著對人類、對養育人類的地球的愛。

人類開始覺醒。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於1972年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受會議秘書長委託，由美國經濟學家巴巴拉.任德和微生物學家雷內.杜博斯起草了《只有一個地球》的報告，作者警告：「人類生活的兩個世界—他所繼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創造的技術圈—業已失去了平衡，正處於潛在的深刻的矛盾中」，指出：「在這個太空中，只有一個地球在獨自養育著全部生命體系，地球的整個體系由一個巨大的能量來賦於活力，這種能量通過最精密的調節而供給人類。儘管地球是捉摸不定的，也是難以預測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養著、激發著和豐富著萬物。這個地球難道不值得我們熱愛嗎？難道人類的全部才智、勇氣和寬容不應當傾注給它，以使它免於退化和破壞嗎？我們難道不明白，只有這樣，人類自身才能繼續生存下去嗎？」會議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成為人類走向保護地球的第一個里程碑。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通過了《里約環境和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參加會議的共有170多個聯合國成員國的代表團和102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國際組織代表，會議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被各國政府首腦和與會代表所接受，並在七種文字表述的「地球誓言」上簽字，即「我保證竭盡全力為今世後代把地球建成一個安全而舒適的家園。」這是人類保護地球的第二個里程碑。

工業文明在經歷了240年的輝煌發展後，到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人類開始認識到它潛在的危機：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使許多資源已接近枯竭的邊緣；人口的大量增長，使人口數量已接近地球環境容量的臨界點；工業和生活廢棄物的大量排放，已超過了大自然的自淨能力，破壞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對生物棲息地的大量破壞，使本世紀物種滅絕的速度、種類和數量，大大超過了自然演化過程的滅絕速度、種類和數量……（14）這些問題已超越地區和國界，成為全球性的人類共同面臨的困境，要求全球合作、共同努力。埃德加.莫蘭在《地球.祖國》一書中說：「關於地球人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可能是這個千年之末最具關鍵意義的事件，我們與地球息息相關，患難與共。我們必須護理好地球，否則我們只有死亡。」

十年過後，2002年8月26日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所通過宣言承認：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首腦會議所確定的目標沒有實現。宣言說：「全球環境繼續惡化。生物多樣性在不斷消失，魚類資源不斷減少，荒漠化在吞噬越來越多的良田，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已顯而易見，自然災害日趨頻繁，其危害日趨嚴重，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脆弱，空氣污染、水污染和海洋污染繼續奪去數百萬的無辜生命……」。在本屆會議上，與會者為了各自的利益爭吵不休。輿論給了這樣的評價：規模龐大的地球峰會，差不多就是混亂的代名詞，或者是國際官僚主義的集中體現。「地球之友」負責人認為：「像這樣可恥的峰會，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召開。」國際援助組織「樂施會」也聲稱：「世界各國的大多數領導人缺乏勇氣和決心，他們無法達成有效解決貧困和環境惡化問題的全面協議。」

為甚麼對「持續發展」做出莊嚴承諾的各國領導人會如此失望和不滿呢？各國領導人維護的是本國利益，保障本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是他們的首要職責，他們不可能為了人類的「持續發展」，而損害本國的「持續增長」。南北貧富的巨大差距更造成了協調行動的困難。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的最緊迫的任務是擺脫貧困。為此，他們必須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不得不採用西方轉移的落後技術，必然加劇資源的耗費和環境的破壞，並且由於資金的缺乏無法增加改善生態環境的投入。發展中國家認識到，地球人共乘一艘宇宙飛船所面臨的共同命運，但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並不是所有居民都佔有這一艘飛船的相同地方；少於五分之一的人口佔有頭等艙，消費者80%的可獲得資源；而其餘五分之四的旅客在下等艙，其中三分之一飢餓，四分之三缺乏飲水和住房。每個頭等艙的人對環境資源的影響是其他人的25倍……」（15）要求為生計掙扎的窮人與富人共同承擔對環境的責任，顯然是不公平的。

而發達國家同樣面臨「持續增長」的壓力，不持續增長就會增加失業人群、降低生活水準；不持續增長就會減少財政收入、增加財政赤字；不持續增長就兌現不了承諾、失去選民的支持。總之，不持續增長本國民眾的利益受損、自己丟掉政治前程，甚麼對地球的誓言呀、對人類的承諾呀、對環保的責任呀、對窮國的義務呀能推則推、能拖則拖、能賴則賴。富國同樣把本國的「持續增長」置於人類的「持續發展」之上。

這就不奇怪了，從來都將本國的利益置上的美國，今天撕去了一切外衣，完全置他國的利益、盟國的利益、世界的利益於不顧大打出手，這是因為內政的需要，日子過不下去了。特朗普面對美國嚴重的赤字，不是加稅而是減稅贏得了選票而上台，他的政策，一是減支。向同盟國轉嫁負擔，放棄國際義務退群。二是增收。採取高關稅，保護本國企業，重振實體經濟。為此，他出爾反爾、不擇手段，不顧一切，逆自由貿易的世界潮流。作為全球現代化領頭羊的美國帶頭反全球現代化，再次證明當代的世界之局已不能維繫了！

中國成為走向新時代的倡導者

中國改革開放就是融入全球現代化的潮流。鄧小平領導中國從閉關鎖國轉向世界開放，從計劃經濟轉問市場經濟。完成這一偉大歷史轉折的核心就是理念的轉變，從政治掛帥轉向發展第一。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以此為支點，撬動了整個中國。發展是硬道理，凝聚了黨心，贏得了民心，使國貧民窮的中國經過40年的努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國是全球現代化的受益者，但也是受害者。在發展第一的支配下，各級政府壓低勞動、環境、資源成本競相建設投資者的天堂，採用拼勞動、拼環境、拼資源的方式來實現增長，這就形成了低消費、高消耗、惡環境的非科學的發展。發展成果的分配，向經濟建設傾鈄，投資率趨高；向政府自身傾鈄，行政開支加大；勿視民生問題，公共福利短缺。中國在絕大多數人還沒有達到現代化的基本水準的情況下，環境破環、貧富拉大，僅霧霾就弄得民不聊生，不得不停產停課，那麼中國都現代化呢？

中國需要新的轉折。中共十九報告提出了走向新時代。新時代意味著核心理念和價值目標的轉變。

從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到1949年建立新中國，經歷了38年，理念與目標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國，這是革命的時代；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改革，經歷了30年，理念與目標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這是政治掛帥的時代；從1978年改革到2018年舉行黨的十九大，經歷了40年，理念與目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發展第一的時代。  

那麼， 十九大提出新時代提出了甚麼新理念與新目標呢？

十九大報告：「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人民謀幸福」。習總書記說：「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這就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時代、新理念、新目標，從發展第一轉向幸福第一。這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解決了發展為誰、為誰發展？

人的終極目的是幸福，財富不是目的，只是為幸福提供基礎和條件。以幸福為目標代替財富為目標，就可以讓人類從物質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單單追求物質層面的幸福，還可追求情感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幸福，實現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職業、不同個性、不同愛好、不同興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人類需要一場理念革命，探索人類的幸福之路。對於人口眾多、資源短缺的中國來說，尤其是要探索中國的幸福之路。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的幸福之路可以為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示範和榜樣。

黨的初心是為人民謀幸福，社會主義的真諦就是讓人民過美好生活。創建幸福中國，走中國幸福之路，是應有之義。

幸福中國在廣度上要覆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領域，深度上要深入到人的物質、情感、精神層面。

走向新時代，任務要複雜得多、艱巨得多、偉大的多。

首要的問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面對美國的貿易封殺、軍事圍堵、政治對抗，中國對策的重點，不是外交，而是內政。要清醒的認識到，對中國的真正威脅不是外部，而是內部。美國的顏色革命，都是利用內政的動蕩。中國人民幸福了，美國無計可趁。中國的幸福之路，成為世界的榜樣，才是中國國際地位的真正提高，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

美國的貿易封殺直接帶來的後果是外資搬遷、出口下降、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由於社會保障不健全，尤其是非戶籍的外來務工人員沒有失業救濟，就有引發動蕩的可能性。這是眼前必須解決的問題。對失業群體，實行職業培訓，對生活有困難的實行臨時救濟。

從長遠來說，要改變主要依賴出口、投資拉動經濟，為內需拉動，尤其是居民消費拉動。中國有13.9億人，比美國、歐洲、日本人口總和11.87億還多，這是巨大的市場。但是中國居民消費率從1978年的47.8%下降到2018年38.8%。以2015年居民消費率的數據，美國68%，英國65%，德國54%，日本57%，韓國49%，印度58%，巴西64%，中國39%。中國居民消費率不僅低於發達國家，還遠低於印度與巴西。

導致居民消費率低的原因是：初次分配中，我國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就持續下降，2017年回升到51.8%。然而嚴重的問題是收入差距過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6年我國基尼系數達到0.47。聯合國約有 190 多個國家，在有完整的統計數據的 150 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 0.49 的10 個，排名前10的除了中國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如果按財產計算的基尼系數中國則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富人與窮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同，少數高收入者不會增加正常消費，他們的奢侈品消費又往往由國外進口，中國奢侈品進口消費居世界第二。中產階級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大，但人數不多。絕大多數的低收入群體缺乏支付能力。

第一、佔59.63%的農民、外來務工人員、非戶籍居民，獲得的社會保障少，帶來居民消費率低，導致拉動經濟的動力嚴重不足而下滑。

第二、兩極分化，帶來各種社會問題，政府與民眾的衝突與不同群體的衝突頻發。

第三、質疑改革、不滿政府的譽論泛濫，影響黨的執政基礎。

第四、社會不公，帶來社會道德水平下降。

第五、損害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得不到有效遏制。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發展經濟、提高效率的同時，必然優勝劣汰、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就應該運用看得見的手，通過財政分配，建立覆蓋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並且向弱勢群體、貧困地區傾斜。但我國現行的分配制度恰恰實行逆問調節，城鄉間向城市傾斜，戶籍與非戶籍向戶籍傾斜，高學歷與低學歷向高學歷傾斜，總之越有保障的越多保障，越需保障的越少保障。社會保障不公平、不合理，有悖於社會主義原則，不符合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

2018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8.3萬億元，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7.5萬億元，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收入7.2萬億元，國有企業上交利潤0.28萬億，中央國債餘額15萬億，地方債20萬億以上〔不包括地方隱性債務〕共計68.28萬億，佔2018年GDP90萬億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民收入掌握在政府手裡，完全有條件建立覆蓋全民的均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

我們要跳出認知誤區，總以為投資建設能拉動發展，民生投入是包袱負擔。在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上逐步縮小城鄉之間、戶籍與非戶籍之間的差距，減輕他們在教育、醫療、住房上的壓力，就會釋放出巨大的購買力，形成廣闊的國內市場。他們的消費需求就是吃、穿、住、用、行，還用擔心產能過剩嗎？還怕美國封殺嗎？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封殺逼迫我們從依賴出口轉向擴大內需。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只有主要依靠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才能帶來持續增長。

怎麼創建幸福中國

不少人認為，幸福是人的主觀感受，不能度量，更不能成為目標。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獲得滿足而產生的愉悅感，是需求客觀性與感受主觀性的統一。儘管人們的需求因人而異、千差萬別，但通過對產生幸福感的需求進行歸納和研究，可以找到共同的層面，這就是來自物質層面的滿足感、來自情感層面的快樂感、來自精神層面的價值感。由於個體的認知差異與價值選擇，對相同的生存狀態會產生不同的感受，但這並不能否定為滿足人的幸福需求而努力的必要與可能。對幸福需求是可以量化、測量的，這就是幸福客觀指標評價體系，可簡稱為幸福度。對幸福需求滿足而產生的感受與體驗，採用量表的方式測量，這就是主觀幸福感測評，可簡稱為幸福感。幸福度與幸福感加權就是幸福指數，成為評價幸福的測量工具。

  制定《幸福中國客觀指標評價體系》，將中國全面小康的六大基本特徵，即經濟殷實、物質低耗、環境清潔、政治民主、社會和諧、精神愉悅分解為統計指標進行測評。制定《幸福中國主觀指標評價體系》，從生活狀況滿意度、公共服務滿意度、社會治理滿意度、生態環境滿意度、人際關係滿意度、婚戀家庭滿意度、自我狀態滿意度、中國未來滿意度等方面，進行隨機抽樣調查，由調查對象打分。

 《幸福中國客觀指標評價體系》統計的幸福度與《幸福中國主觀指標評價體系》反映的幸福感加權，就是中國的幸福指數，以此考核各級政府。

幸福中國是價值理念重塑。幸福中國的價值目標、價值尺度、價值標準從追求資源有限條件下財富最大化轉為資源有限條件下幸福最大化。

對政府來說，執政理念要從以發展為目標轉向以幸福為目標，這不是不要發展，而是發展的方式和成果的分配要以民眾幸福為原則，這就是科學發展。民眾幸福了，社會就和諧，也就實現了以人為本。因此，建設幸福中國就是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具體化、目標化、制度化，體現了為民謀幸福的立黨宗旨和讓人民過幸福生活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真諦。

對民眾來說，人生目標要從掙錢第一轉為幸福第一，這不是不要掙錢，而是讓民眾懂得怎麼掙錢和錢怎麼花才幸福。幸福不僅來自物質層面，還來自情感層面和精神層面。以追求幸福為人生目標，倡導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的道德觀，以改善社風、民風。

幸福是可以成為信仰的，產生自我約束、熱誠追求的自覺。今天，中國人的大多數沒有信仰，所以，為了錢，甚麼都敢乾、甚麼都不怕。重建信仰，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重任。

今天，全世界主要有五大信仰，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儒學、共產主義。前3個是宗教信仰，以來世幸福為終極。後二個，一個是道德信仰，一個是社會信仰，以追求現世幸福為目標。

所謂信仰，就是人的終極追求與心靈的敬畏。基督教信仰是上天堂而敬畏上帝。佛教信仰是進西方極樂世界而敬畏來世。儒教信仰是光宗耀祖而敬畏父母。對不信上帝、不信來世、不信祖宗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能信甚麼呢？那就是追求人生幸福而敬畏生命。

人生幸福是終極目標，要過得愉快、快樂，過得有價值、有意義。這不是為了上帝、為了來世、為了父母，而是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因為對每一個人來說，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十分短暫。

確立了這個信仰，就會樹立對金錢的正確態度，金錢是幸福生活的物質基礎，是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為了幸福，不要昧著良心去掙錢，也不要損害健康去花錢。同樣，權力與名譽，只有用來造福社會才會帶來幸福，謀取私利就會造成不幸。所以，幸福可以成為當今人類第六大信仰。

幸福中國是社會體系再造。建設幸福中國，橫向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所有領域，縱向關係政府、社會、民眾等所有層面，是中國的全系統、全社會的改造工程。

建設幸福中國，改變了評價目標，也改變了評價主體，由反映民眾幸福的幸福感與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數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績，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眾參與，人大審議。從民眾幸福入手導入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推進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與建設，這將從根本上改善政府行為，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政府公共決策的改進、社會治理結構的改善，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建設幸福中國，還要改善社會行為。創建幸福社區，居民幸福成為社區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創建幸福企業，股東滿意、員工滿意、顧客滿意成為企業治理准則。創建幸福學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學生的幸福人生打基礎。發育各種社會組織和自治組織，依靠社會力量及民眾自身的力量，健全公共服務，提高幸福感。

建設幸福中國，還要改善家庭行為與個人行為，推進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設。政府與社會為民眾幸福創造環境，民眾幸福不幸福，最終取決於自身。我們要改變一切能改變的，我們必須面對不能改變的。幸福的鑰匙在每個人手中。

幸福中國將引領世界

追求「凡人的幸福」，開啓了近現代文明。但把「凡人的幸福」誤解為感官的享受，物質主義、經濟主義、享樂主義成為主流，這就使世界全球現代化走向末路。人類需要開啓新的文明。2004年我在《你的選擇與中國的未來》的扉頁中寫道：「甚麼是快樂，甚麼是幸福，每個人的選擇，決定個人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類的未來」。為此，我寫了《21世紀幸福宣言》，提出幸福的來源是：物質、情感、精神層面，鼓勵人追求物質幸福的同時，重視情感幸福與精神幸福的追求。幸福的途徑是：愛自己、愛他人、愛大家，激勵人愛自己，也要愛他人、愛大家。

中國人口眾多、資源短缺，走中國的幸福之路，實現新轉折，走向新時代，創造新文明，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的幸福之路可以為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示範和榜樣。佔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資源的美國絕不是世界的榜樣與未來。

中國要提高國際地位，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經濟、軍事實力固然重要，但主要是文化，核心是世界人類可接受、學習、信仰的價值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我們不應該是僵硬的教條主義者。我們不能向世界輸出社會主義，但我們可以向世界提供人民幸福的榜樣與示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造就人類幸福的社會，否則怎麼完成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使命。創造幸福中國，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才真正具有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這也才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面對世界動蕩的百年大變局，中國最重要的是讓中國人民幸福。

注釋

（1）轉引自馮俊科著《西方幸福論》笫130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轉引自馮俊科著《西方幸福論》笫135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3）轉引自馮俊科著《西方幸福論》笫136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4）轉引自馮俊科著《西方幸福論》笫166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5）轉引自馮俊科著《西方幸福論》笫214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6）轉引自馮俊科著《西方幸福論》笫220、221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7）轉引自《地球告急》第361頁，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8）《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第120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9月第1版

（9）《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下卷第75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9月第1版

（10）亞當.斯密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冊第27頁，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11）轉引自郝永平、馮鵬志著《地球告急》第313頁，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2）阿.湯因比、池田大作著《展望二十一世紀》第111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第1版

（13）叔本華著《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55、449頁，轉引自袁貴仁主編《對人的哲學理解》第344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14）王進著《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第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15）轉引自鄭易生、錢薏紅著《深度憂患》第44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