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教授是台灣文學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輩，弟子門生多恭稱為「齊先生」。邦媛先生的自傳《巨流河》既叫好又叫座，在這本二十五萬字傳記里，齊先生回顧了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

齊先生透過個人遭遇觸及了現代中國種種轉折；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更重要的，作為一位文學播種者，齊先生不斷叩問：在如此充滿缺憾的歷史里，為甚麼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巨流河》是一本惆悵的書。惆悵，與其說是齊先生個人的感懷，更不如說是她和她那個世代總體情緒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齊先生其實可以說是幸運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寫出一代人的追求與遺憾，希望與悵惘。

齊先生出身遼寧鐵嶺，六歲離開家鄉，以後十七年輾轉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極偶然的機會下，齊先生到台灣擔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過六十年。從東北到台灣，從六年到六十年，這兩個地方一個是她魂牽夢縈的原籍，一個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鄉。

齊邦媛（後排右一）全家福

東北與台灣距離遙遠，幅員地理大不相同，卻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經歷類似命運，甚至形成互為倒影的關係。東北原為滿清龍興之地，地廣人稀，直到1870年代才開放漢人屯墾定居。台灣孤懸海外，也遲至十九世紀才有大宗閩南移民入駐。這兩個地方在二十世紀之交都成為東西帝國主義勢力覬覦的目標。

1895年甲午戰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與遼東半島同時被割讓給日本。之後遼東半島的歸屬引起帝俄、法國和德國的干涉，幾經轉圜，方才由中國以「贖遼費」換回。列強勢力一旦介入，兩地從此多事。以後五十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東北歷經日俄戰爭（1905）、「九一八事變」（1931），終於由日本一手導演建立「偽滿洲國」（1932～1945）。

兩地都是移民之鄉，草莽桀驁的氣息一向讓中央人士見外。兩地也都曾經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從來隱忍著一種悲情和不平。

《巨流河》對東北和台灣的歷史著墨不多，但讀者如果不能領會作者對這兩個地方的複雜情感，就難以理解字裡行間的心聲。而書中串聯東北和台灣歷史、政治的重要線索，是邦媛先生的父親齊世英先生（1899～1987）。

齊世英（前排中）和妹妹齊鏡寰（前右一），曾在東北組織抗日

齊世英是民初東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張作霖的留學公費資助，曾經先後赴日本、德國留學。在東北當時閉塞的情況下，這是何等的資歷。然而青年齊世英另有抱負。1925年他自德國回到瀋陽，結識張大帥的部將新軍領袖郭松齡（1883～1925）。郭憤於日俄侵犯東北而軍閥猶自內戰不已，策動倒戈反張，齊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齡沒有天時地利人和，未幾兵敗巨流河，並以身殉。齊世英從此流亡。

「渡不過的巨流河」成為《巨流河》回顧憂患重重的東北和中國歷史最重要的意象。但歷史不是假設，更無從改寫，齊世英的挑戰才剛剛開始。他進入關內，加入國民黨，負責東北黨務，與此同時又創立中山中學，收容東北流亡學生。

抗戰結束，齊世英奉命整合東北人事，重建家鄉，卻發現國民黨的接收大員貪腐無能。中共崛起，國民黨從這裡一敗塗地，齊世英再度流亡。

齊世英晚年有口述歷史問世，說明他與國民黨中央的半生齟齬，但是語多含蓄。《巨流河》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是出於一個女兒對父親的追憶，視角自然不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敘述了齊世英來到台灣以後的遭遇。1954年齊世英因為反對增加電費以籌措軍餉的政策觸怒蔣介石，竟被開除黨籍；1960年更因籌組新黨，幾乎系獄。

“媽，我今天姓甚麼？”——九一八後，齊邦媛（左）隨家人流亡到租界，每日頻繁更換姓名。

齊為台灣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後半生的代價，但骨子裡他的反蔣也出於東北人的憾恨。不論是東北還是台灣，不過都是蔣政權的棋子罷了。

渡不過的巨流河——多少壯懷激烈都已付諸流水。晚年的齊世英在充滿孤憤的日子里鬱鬱以終。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論中國人文精神所謂，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這位東北「漢子」與台灣的因緣是要由他的女兒來承續。

齊邦媛應是台灣光復後最早來台的大陸知識分子之一。彼時的台灣仍受日本戰敗影響，「二二八事件」剛過去不久，國共內戰方殷，充滿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年輕的東北女子在台灣開始了人生的另一頁。她是最早重視台灣文學的學者，也是譯介台灣文學的推手。

巨流河那場戰役早就灰飛煙滅，照片里當年那目光熠熠的熱血青年歷盡顛僕，已經安息。而他那六歲背井離鄉的女兒因緣際會，成為白先勇口中「守護台灣文學的天使」。

驀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嘆擁抱台灣之余，「她又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奮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巨流河》因此是本遲來的書。它是一場女兒與父親跨越生命巨流的對話，也是邦媛先生為不能回歸的東北、不再離開的台灣所作的告白。

北京報國寺，齊世英創立的「國立中山中學」舊址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眾多人物里，我以為有四位最足以決定邦媛先生的態度：齊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如上所述，齊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書的「潛文本」。

政治上齊從巨流河一役到國民黨撤離大陸，不折不扣地是個台面上的人物，來台之後卻因為見罪領袖，過早結束事業。齊邦媛眼中的父親一身傲骨，從來不能躋身權力核心。但她認為父親的特色不在於他的擇善固執；更重要的，他是個「溫和潔淨」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殺後的齊世英在武漢與家人重逢，他「那一條潔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黃的塵土……被眼淚濕得透透地。他說：‘我們真是國破家亡了。’」重慶大轟炸後一夜大雨滂沱，「媽媽又在生病……全家擠在還有一半屋頂的屋內……他坐在床頭，一手撐著一把大雨傘遮著他和媽媽的頭，就這樣地等著天亮」……晚年的齊世英鬱鬱寡歡，每提東北淪陷始末，即淚流不能自已。這是失落愧疚的眼淚，也是潔身自愛的眼淚。

齊世英晚年（1956，齊邦媛提供）

齊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齊邦媛卻謂從父親學到「溫和」與「潔淨」，很是耐人尋味。亂世出英雄，但成敗之外，又有幾人終其一生能保有「溫和」與「潔淨」？這是《巨流河》反思歷史與生命的基調。

懷抱著這樣的標準，齊邦媛寫下她和張大飛（1918～1945）的因緣。張大飛是東北子弟，父親在「偽滿洲國」成立時任瀋陽縣警察局局長，因為協助抗日，被日本人公開澆油漆燒死。

張大飛逃入關內，進入中山中學而與齊家相識；「七七事變」後，他加入空軍，勝利前夕在河南一場空戰中殉國。張大飛的故事悲慘壯烈，他對少年齊邦媛的呵護成為兩人最深刻的默契，當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為生者留下永遠的遺憾。

齊邦媛筆下的張大飛英姿颯颯，親愛精誠，應該是書里最令人難忘的人物。他雨中佇立在齊邦媛校園裡的身影，他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訣別信，無不充滿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

張大飛烈士的遺物

但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釐清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容如此輕易歸類，因為那是一種至誠的信託，最潔淨的情操。我們今天的抗戰想象早已被《色·戒》這類故事所壟斷。當學者文人口沫橫飛地分析又分析張愛玲式的複雜情事，張大飛這樣的生，這樣的死，反而要讓人無言以對。面對逝者，這豈不是一種更艱難的紀念？

上個世紀末，七十五歲的邦媛先生訪問南京陣亡將士紀念碑，在千百犧牲者中找到張大飛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謎底揭開，塵歸塵，土歸土，歷史在這裡的啓示非關英雄，更無關男女。

俱往矣——誠如邦媛先生所說，張大飛的一生短暫如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裡綻放，迅速闔上，落地」，如此而已，卻是「那般無以言說的高貴」，「那般燦爛潔淨」。

朱光潛先生（1897～1986）是中國現代最知名的美學家，抗戰時期在樂山武漢大學任教，因為賞識齊邦媛的才華，親自促請她從哲學系轉到外文系。

一般對於朱光潛的認識止於他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劇心理學》，事實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學的關鍵人物，和沈從文等共同標舉出一種敬謹真誠的寫作觀。但這成為朱日後在學界引發爭議性的起源。1935年魯迅為文攻擊朱對文學「靜穆」的觀點，一時沸沸揚揚。

朱光潛在英國愛丁堡大學期間

齊邦媛對朱光潛抗戰教學的描述揭示了朱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戰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導雪萊、濟慈的詩歌，與其說是與時代脫節，不如說開啓了另一種回應現實的境界——正所謂「言不及己，若不堪憂」。

某日朱在講華茲華斯的長詩之際，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潛的眼淚，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這是種矜持的態度了。朱的美學其實有憂患為底色，他談「靜穆」哪裡是無感於現實？那正是痛定思痛後的豁然與自尊，中國式的「悲劇」精神。

錢穆先生（1895～1990）與齊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兩人初識時齊任職「國立編譯館」，錢已隱居台北外雙溪素書樓，為了一本新編《中國通史》是否褻瀆武聖岳飛，一同捲入一場是非；國學大師竟被指為替「動搖國本」的學術著作背書。極端年代的歷史被極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錢穆不為所動。此無他，經過多少風浪，他對傳承文化的信念唯「誠明」而已。

此時的錢穆已經漸漸失去視力，心境反而益發澄澈。有十八年，齊邦媛定時往訪錢穆，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時節的台灣四顧蕭瑟，唯有先生居處階前積滿紅葉，依然那樣祥和燦爛。然後1990年在「立法委員」陳水扁的鼓譟、「總統」李登輝的坐視下，錢被迫遷出素書樓，兩個月之後去世。

錢穆夫婦

錢穆的《國史大綱》開宗明義，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在個人的記錄里，出於對典型在夙昔的溫情與敬意，歷史的意義才浮現出來。「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過去如此，未來也應如此。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於錢先生最深之處。

由30年代到90年代，齊邦媛廁身學校一甲子，或讀書求學，或為人師表，在見證知識和知識以外因素的複雜互動。她嘗謂一生彷彿「一直在一本一本的書疊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但到頭來她發現這石梯其實是個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階段，天梯就撤掉了」。這知識的天梯之所以過早撤掉不僅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動蕩有關，尤其凸顯了性別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變」後，大批東北青年流亡關內。齊世英有感於他們的失學，多方奔走，在1934年成立國立中山中學，首批學生即達兩千人。這是齊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國家命運的密切關聯。中山中學的學生泰半無家可歸，學校是他們唯一的托命所在，師生之間自然有了如親人般的關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成為他們共勉的目標。

抗戰爆發，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師率領從南京到武漢，經湖南、廣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脅不斷，死傷隨時發生，但中山中學的學生猶能弦歌不輟，堪稱抗戰教育史的一頁傳奇。

中山中學因為戰爭而建立，齊邦媛所就讀的南開中學、武漢大學則因戰爭而遷移。南開由張伯苓先生於1904年創立，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校友包括周恩來、溫家寶兩位國家總理，錢思亮、吳大猷兩位「中央研究院」院長，和無數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漢大學是華中學術重鎮，前身是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1928年成為中國第一批國立大學。抗戰爆發，南開遷到重慶沙坪壩，武大遷到樂山。

齊邦媛（後右二）等南開校友送王世瑞（前左二）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巨流河》P116

邦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戰時仍然能夠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南開依然保持了一貫對教學品質的堅持。南開六年賦予齊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許，一如其校歌所謂：智勇純真、文質彬彬。到了樂山武漢大學階段，她更在名師指導下專心文學。

戰爭中的物質生活是艱苦的，但不論是南開「激情孟夫子」孟志蓀的中文課還是武大朱光潛的英美文學、吳宓（1894～1978）的文學與人生、袁昌英（1894～1973）的莎士比亞，都讓學生如沐春風，一生受用不盡。在千百萬人流離失所、中國文化基礎傷痕累累的年月里，齊邦媛以親身經驗見證知識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時間到了1970年代，彼時齊先生任職「國立編譯館」，有心重新修訂中學國文教科書，未料引來排山倒海的攻擊。齊所堅持的是編訂六冊不以政治掛帥，而能引起閱讀興趣、增進語文知識的教科書。齊如何與反對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緊的是她克服重重難關，完成了理想。

我們今天對照新舊兩版教科書的內容，不能不驚訝當時驚天動地的爭議焦點早已成為明日黃花。日後台灣中學師生使用一本文學性和親和力均強的國文教材時，可曾想象幕後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熱情，或許正因為自己的南開經驗：一位好老師，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時刻也能啓迪一顆顆敏感的心靈。

齊先生記錄她求學或教學經驗的底線是她作為女性的自覺。1930、1940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經相當普遍，但畢業之後追求事業仍然談何容易。拿到武漢大學外文系學位後的齊邦媛就曾著實徬徨過。她曾經考慮繼續深造，但以後為人妻，為人母，從此開始另外一種生涯。

齊邦媛在武漢大學期間。——《巨流河》第三章

但齊先生從來沒有放棄她追求學問的夢想。她回憶初到台大外文系擔任助教，如何一進門就為辦公室堆得老高的書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書時，如何從「菜場、煤爐、奶瓶、尿布中偷得幾個小時，重談自己珍愛的知識」的那種「幸福」的感覺。直到大學畢業二十年後，她才有了重拾書本的機會，其時她已近四十五歲。

1968年，齊邦媛入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鐘「偷來的」時間苦讀，自認是一生「最勞累也最充實的一年」。然而，就在碩士學位垂手可得之際，她必須為了家庭因素放棄一切，而勸她如此決定的包括她的父親。

這，對於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過的「巨流河」吧？齊先生是惆悵的，因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機會渡到河的那一岸，卻如何可望也不可即。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果在齊世英先生那裡巨流河有著史詩般的波濤洶湧，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她的「河」里淨是賢妻良母的守則，是日復一日的家庭責任。但這樣「家常」的生命考驗，如此瑣碎，如此漫長，艱難處未必亞於一次戰役，一場政爭。在知識的殿堂里，齊先生那一輩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無奈。直到多年以後，她才能夠坦然面對。

《巨流河》回顧現代中國史洪流和浮沈其中的人與事，感慨不在話下；以最近流行的話語來說，這似乎也是本向「失敗者」致敬的書。如果向他們致敬的理由出自他們是「失敗者」，似乎忽略了命運交錯下個人意志昇華的力量，和發自其中的「潛德之幽光」。《聖經·提摩太后書》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齊邦媛（前右二）與白先勇（後右三）等友人在聚會中

一般回憶錄里我們很難看到像《巨流河》的許多篇章那樣，將歷史和文學做出如此綿密誠懇的交匯。齊邦媛以書寫自己的生命來見證文學無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學啓蒙始自南開；孟志蓀老師的中國詩詞課讓她「如醉如痴地背誦，欣賞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漢大學朱光潛教授的英詩課則讓她進入浪漫主義以來那撼動英美文化的偉大詩魂。華茲華斯清幽的「露西」組詩，雪萊《雲雀之歌》輕快不羈的意象，還有濟慈《夜鶯頌》對生死神秘遞換的抒情，在在讓一個二十歲不到的中國女學生不能自已。

環顧戰爭中的混亂和死亡，詩以鏗鏘有致的聲音召喚齊邦媛維持生命的秩序和尊嚴。少年「多識」愁滋味，雪萊的《哀歌》「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無限共鳴。但「我所惦念的不僅是一個人的生死，而是感覺他的生死與世界、人生、日夜運轉的時間都息息相關。我們這麼年輕，卻被捲入這麼廣大且似乎沒有止境的戰爭里」。

在張大飛殉國的噩耗傳來時刻，惠特曼的《啊，船長！我的船長！》沈澱她的痛苦和困惑。「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Where on the deck my Capitan lies，/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強而有力的詩句，隔著太平洋呼應對所有人的悲悼。」悲傷由此提升為悲憫。

多年以後，齊先生出版中文文學評論集《千年之淚》。書名源自《杜詩鏡銓》引王嗣奭評杜甫《無家別》：「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生命、死亡、思念、愛、親情交織成人生共同的主題，唯有詩人能以他們的素心慧眼，「目擊」、銘刻這些經驗，並使之成為回蕩千百年的聲音。齊先生有淚，不只是呼應千年以前杜甫的淚，也是從杜甫那裡理解了她的孟志蓀、朱光潛老師的淚，還有她父親的淚。

齊邦媛（左一）與好友創辦《筆會季刊》，該刊對台灣文學國際化貢獻巨大——《巨流河》第十章

文學的魅力不在於大江大海般的情緒宣洩而已，更在於所蘊積的豐富思辨想象能量，永遠伺機噴薄而出，令不同時空的讀者也蕩氣回腸；而文學批評者恰恰是最專志敏銳的讀者，觸動作品字裡行間的玄機，開拓出無限閱讀詮釋的可能。

杜甫、辛棄疾的詩歌誠然帶給齊邦媛深刻的感懷，西方文學希臘、羅馬史詩到浪漫時代、維多利亞時代，甚至艾略特等現代派同樣讓她心有戚戚焉。齊先生曾提到西方遠古文學里，她獨鍾羅馬史詩《埃涅阿斯紀》（The Aeneid）。

《埃涅阿斯紀》描述特洛伊戰後，埃涅阿斯（Aeneas）帶著一群「遺民」渡海尋找新天地的始末。他們歷盡考驗，終在意大利建立了羅馬帝國。但是埃涅阿斯自己並無緣看到他的努力帶來任何結果；他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業。這樣的史詩由齊先生道來顯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們對她的心事又有了更多體會。

1995年，抗戰勝利五十年，齊邦媛赴山東威海參加會議。站在渤海灣畔北望應是遼東半島，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鄉鐵嶺。然而，齊是以台灣學者身份參加會議，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灣，仍是個‘外省人’，像那永遠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悵惘千秋一灑淚」，杜甫的淚化作齊邦媛的淚。

與此同時，她又想到福斯特（E.M.Forster）的《印度之旅》的結尾：「全忘記創傷，‘還不是此時，還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這裡中西文學的重重交涉，足以讓我們理解當歷史的發展來到眼前無路的時刻，是文學陡然開拓了另一種境界，從而興發出生命又一層次的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