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約記者  韋星

「這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年代，一切都娛樂化、低俗化了，沒有哪個樂隊願意在街頭過賣唱的生活，因為現實總要吃飯的，但街頭的底層人供養不了，給不了這個養分和土壤。」

和駱老師約訪好幾次，但計劃總趕不上變化。因為時間漸漸不屬於他自己了：

今年4月，他在深圳樂器城二樓開了個工作室，招收10多名學員，專門培訓他們學習二胡。既然收人家錢，培訓的時間安排，當然以學員為主。

11月8日下午，和他見縫插針聊了沒多久，突然，他抬表一看，「哎呀，快（下午）4點30了」，然後，背著二胡，拖著行李箱，匆匆，迎著風，他又出門去了。門外，南國初冬的冷風頑皮地撩撥他額前黑白相間的長髮。

駱老師，真名駱宏俊，是原來的「原上草樂隊」成員之一，在樂隊裡，他擔任二胡演奏的角色。

原上草樂隊是2009年，深圳街頭藝人自發成立的一支樂隊，也是第一支有名有姓、角色搭配固定，並在固定時段於深圳市民中心演出的樂隊。

樂隊成員包括：吹笛子的陳繼召，拉二胡的駱宏俊，彈主音吉他的李濤，節奏吉他及歌手韋雲飛，貝斯及歌手韋偉，鼓手肖志彬、陳金飛等。

這個樂隊屬老中青搭配，最老的陳繼召，當時已是65歲的老人。最小的韋偉、陳金飛等，也不過24歲。

這個樂隊沒接受過學院派系統的專業培訓，僅憑興趣愛好和認真鑽研的精神，就將表演水平演繹到一個新巔峰，樂隊備受市民歡迎並在深圳紅極一時。可以這樣說，原上草樂隊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深圳市民——特別是草根階層的生活方式，即「聽原上草樂隊演唱」已成為和「週末去蓮花山公園爬山、放風箏；去中心書城看書」相提並論的生活方式了。

也因如此，這個樂隊上過央視。央視以上下兩集的形式在紀錄片頻道播出。

但今天，這個曾是草根階層精神流浪棲息地的樂隊，早已煙消雲散，背後留下的，是一連串時代難解的命題。

「原上草」的榮光

原上草樂隊的名稱是駱宏俊起的，因為他較有文化，上世紀70年代，他上過高中。按照駱宏俊的說法，「當時就是覺得我們是一支草根樂隊，生命力很強的樂隊，只要給我們一滴露珠就可以生存下來。即便遭遇困難和變故，也可春風吹又生」。

2009年樂隊成立前，駱宏俊和李濤、韋雲飛等人就認識了。在深圳街頭巷尾，他們各自通過彈吉他、拉二胡或歌唱等，以獲得市民打賞謀生。

當然，其中一些人一開始也不是專以此為生，而只是個人興趣愛好，如韋雲飛，當兵出來後，在深圳做保安，工作之余吹拉彈唱，掙點零花錢。

“2007年，在龍華、寶安等地的時候，我看見李濤、韋雲飛、陳繼召三個人時常在街頭互相搭檔著演奏。我忙完了，也會過去和他們搭檔演奏，但我沒分他們的錢，只是為了好玩。」駱宏俊告訴記者，這是他們早期的間斷性合作。隨後，大家四處流浪、歌唱，聚少離多，也沒甚麼聯繫。

2009年，華強北升格成為福田區新設立的街道，此後，華強北加強管理，包括駱宏俊在內的街頭謀生者的生存空間，遭到了城管驅逐。無處可去的駱宏俊在他人的提議下，去了深圳市民中心廣場。在這裡，他再次遇到了李濤、韋雲飛和陳繼召。

因為有之前的合作關係，當韋雲飛提出邀請駱宏俊一起組個樂隊時，駱宏俊爽快答應了。後來，因人員更迭，陸續加入的鼓手還有肖志彬、陳金飛以及韋雲飛的弟弟韋偉。

這個樂隊在深圳市民中心廣場甫一出場，其吹拉彈唱的專業水準很快「俘虜」了深圳街頭市民。一些在工廠忙碌一周的打工者，在看他們的演唱中舒緩了疲憊的神經，化解了現實給他們帶來的諸多低落情緒。

很快，這個樂隊有了一波波的鐵桿粉絲。在廣場演出時，如果突然下雨，粉絲們很快會幫忙搶著搬運東西去躲雨。雨過天晴，他們又幫著搬運出來。有些粉絲甚至在幫忙搬運的打雜中，成了樂隊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成了樂隊成員的情侶。如韋雲飛，他的女朋友就是由樂隊的粉絲「蛋蛋」（但雪源）演變而來，後來，「蛋蛋」還晉升成為了他的老婆。

粉絲的黏度還表現在於，當演唱的樂器遭城管沒收裝車時，粉絲和他們一道將樂器搶回。在他們搬運不便時，粉絲湊錢給他們買了一輛二手麵包車。

街頭演出讓這個樂隊的成員，每人每晚有100-200元不等的收入。這對於這幫年輕人而言，有酒喝、有煙抽，還能有夢想，足夠了。

當然，對駱宏俊而言，生活壓力是有的，當時54歲的他，有一對兒女正在上大學，他們生活開支，主要靠他拉二胡掙來。因此，晚上參加樂隊演出之外的白天，他繼續上街頭拉二胡以獲得更多打賞，來彌補樂隊給自身帶來的收入不足的窘境。

比駱宏俊年紀還大的是陳繼召，當時65歲的他流落街頭演奏，目的不是為謀生，而是為尋找他早年離家出走的女兒。他渴盼某天女兒踏著笛聲聞聲而至，撲入他懷中，但此願景至今成憾事。

原上草樂隊受到普遍認可。在深圳，對普通家庭而言，當有朋友來做客時，帶朋友去聽原上草樂隊的演唱，是習慣而體面的事。

不過，隨著知名度增大，深圳市民中心聚集著越來越多的樂隊和演唱者，城管也來了。當時，維護城市秩序與保護街頭文化藝術，成了雙方博弈的焦點，並引發媒體廣泛跟進和持續報道。這次，無論是執政者，還是普通市民，開始審視街頭藝術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對於一座城市而言，不可能只有「高大上」但普通市民消費不起的音樂廳、大劇院，她應該還有契合不同社會階層需要的街頭表演和藝術，因為社會底層也有文化滋潤的需求。

博弈的結果是，官方默認和包容了他們的存在。

榮光的背後

那是一段金子般的日子里，原上草樂隊的彈唱由於總能觸動底層人的心，吸引了很多市民駐足觀看，其中很多是常年的回頭客。

不過，熟悉這支樂隊的人都知道，打動人心的演奏背後，是他們源自底層、更瞭解底層社會的生存狀態，因而在演奏中，能把自身的體驗和情感，很好地融入其中，並忘情演繹。

比如韋雲飛
、韋偉兩兄弟，他們在深圳做保安，卑微地存在著；比如陳繼召以及吉他手李濤，他們四處流浪，嘗盡人間冷暖；再比如駱宏俊，為了兒女學費，他早年到大排檔等待別人的點唱，有些客人酒後還會撒潑，甚至耍賴不給錢，他還差點挨揍……底層人的際遇和感同身受，讓表演者積抑已久的心情在街頭的演繹中，得到了淋灕盡致的釋放。

「豐富的經歷是樂隊演奏能吸引人心的關鍵」，駱宏俊告訴記者，過年回去的時候，在兒女面前，他故意用錢大手大腳或裝得很輕鬆，其實是在偽裝做出堅強的樣子罷了，「作為父親和男人，我的內心其實也很脆弱，遇到困難也會流淚。要奮鬥，真沒有那麼容易」，他說。

駱宏俊加入樂隊前，在深圳寶安街頭的大排檔彈奏。有一次，客人點了8首曲子讓他彈奏。之前講好每曲10塊錢，最低也是每曲5塊錢，但對方的朋友只給了20塊錢。駱宏俊就在桌邊站著等待點曲的人給個說法，這時，借著酒氣，對方的朋友「嗖」地站起來，朝著駱宏俊50多歲的老臉，狠狠打過一巴掌。幸好，閃得快，他躲過這巴掌，但這巴掌卻拍在他的二胡上，二胡的琴頭、琴軸等零部件，散落一地……

駱宏俊彎腰默默拾起，屈辱、憤怒，一股腦兒湧來，「可有甚麼辦法呢？打也打不過年輕人啊」。

類似的經歷不止一次。有次，他的音箱還被人扔到臭水溝裡。「你知道深圳的水溝很臭」，駱宏俊說。後來，他找來梯子下溝裡打撈，「水溝裡的泥有十多釐米深，可臭了」。不過，沖洗後，音響竟還響！如今，說起這事，駱宏俊反倒覺得自己「挺幸運的」。

和駱宏俊相比，陳繼召的經歷更淒慘：妻子背叛時，騙走他40多萬元並嫁了他人；女兒離家出走，常年找不到；養女在和他尋找親生女兒的火車上，病發死去……所以人們聽到陳繼召的笛聲，總是那樣如泣如訴，淒慘婉轉而又充滿思念和悲傷。

正因為有了源自底層人的很多淒慘經歷，他們對人生的感悟以及在演奏時情感的調動，很自然地快速被撩撥和調取。正如駱宏俊所說的那樣，「這些年的經歷和記憶，可以融入我的琴聲中，得到了充分表達。」

也因此，原上草樂隊的演奏可以很好地通達人心。這是這支充滿榮光樂隊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和經歷。當然，於演奏者而言，他們並不是為了音樂而甘願去「享受」和「擁有」這些無奈的經歷。

「那是一段理想主義高揚的日子，那是超越金子般的友誼和激情，但我們再也回不去了，也不願意回去了」，11月6日，韋雲飛告訴記者，「這是一個缺乏信仰的年代，一切都娛樂化、低俗化了，沒有哪個樂隊願意在街頭過賣唱的生活，因為現實總要吃飯的，但街頭的底層人供養不了，給不了這個養分和土壤。」

當樂隊主要成員陸續被現實的生計所綁架，出走，成了他們最無奈的抉擇。這時，傳承民間、民族經典音樂文化等等措詞，只能潛藏起來，解散成了原上草樂隊的最後歸屬——這天是2013年7月10日，夏季的深圳依舊很炎熱，但原上草樂隊卻在「寒冷」的生存氣候中，枯萎、凋零。     

枯萎與現狀

如今，原上草樂隊已經解散3年多，但昔日的一些粉絲還時常找到樂隊的成員來訴衷腸，表達對那段日子的惦念。只是，這個源自底層的團隊，因為生存的悖論，只能讓往昔活在回憶中——

2011年前後，曾是這樂隊遭到城管和文化部門聯手驅趕最為常見的時刻，但在媒體聲勢中，原上草樂隊的努力和堅持，終於在深圳市民中心廣場獲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也有了屬於團隊可以演繹的場地。

通過鬥智鬥勇爭來的演唱空間，當然不是只屬於原上草自己的空間，官方默認和寬容的背後，也意味著：以原上草樂隊為代表的所有深圳民間街頭藝人，有了可以表演的舞台。

這時，專門以此為生的街頭藝人、家境不錯的音樂發燒友，統統聚集在深圳市民中心廣場表演。這樣，這裡聚集著數十個表演團隊，涵蓋上百街頭藝人，他們覓食，他們表演，也分享了市民的自願打賞。

這樣的結果是，大家都吃不飽。對於沒有生計壓力，以玩為主的樂隊而言，這無所謂，但對於以此為生的團隊，就面臨嚴峻的生存壓力：原上草樂隊從過去人均每晚100-200元的收入，滑落到只有幾十塊錢的收入。艱難的時刻，樂隊鼓手陳金飛甚至需要回家拿錢來生活。

11月6日，韋雲飛向記者直言，當初離開、樂隊解散，直接的因素就是「太窮了」。

2013年5月，率先離開樂隊的是主唱韋偉，他不想再這樣困頓地活著，所以孤身一人前往小資和白領聚集、遊玩的天堂——雲南麗江。

2個月後，感覺在麗江混得不錯的韋偉，把哥哥韋雲飛和他後來的嫂子「蛋蛋」，也叫了過去。他們三人和其他一個鼓手，組成一個樂隊，在麗江的酒吧做駐唱樂隊和歌手，專門服務於小資、白領等中產階層，不願再在街頭演出。

找不到合適的頂替者，原上草樂隊被迫解散。陳繼召後來去了香港。再後來，他回到深圳和駱宏俊碰頭，駱老師說要請他吃飯，可轉眼，人不見了。再後來，韋雲飛聽說陳繼召多年尋女兒無果後，已回到重慶老家。其他的，如陳金飛、李濤，陸續進出一些新樂隊，他們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參加一些地產、酒吧的商業演出活動，從此不再在街頭賣藝演出。後來的鼓手肖志彬，則徹底退出了音樂行業，泯然於這個圈子。

此後，只有駱宏俊還在堅持街頭演出接受打賞，不過這種堅持到了今年4月有了新變化：他在深圳樂器城租了一間工作室，培訓他人學習二胡，目前學員有10多人。「一節課收100-200元」，駱宏俊沒向記者透露營收的實際情況，但他說「市場潛力很大」。

平時工作日，駱宏俊待在工作室教學員練琴，這些學員大多來自中產家庭，有的是全職太太，有的是中產家庭的小孩。

不過，週末，駱宏俊還是盡量去市民中心廣場演奏，因為那對他工作室招收學員，起到廣告宣傳和展示的作用，相當於「前店後廠」的角色。

為甚麼離開深圳而去麗江？韋雲飛說，深圳是座兩級分化很嚴重的城市，對辛勤勞作賺點錢的窮人而言，你想要他們掏錢很難，富有的土豪不願在街頭欣賞，而是選擇到音樂廳或大劇院去看演出。麗江則是小資白領聚集地，在這裡，他們的目的很清楚：花錢、遊玩、到酒吧聽聽音樂，所以在這裡，「韋雲飛們」可尋找到供養自身的土壤。

韋雲飛也沒透露他現在的具體收入，但他說，「如今在酒吧做駐唱歌手，收入和過去相比，是天壤之別啊！」他說，現在到機場，一個電話，就有老闆或朋友來接機了。而在老家，他也給母親起了兩層的樓房了……過去的精神依舊值得懷念，但那不是他願意再回去的往事——「那時，你別看我們在街頭穿戴很酷，但回家常常是吃麵條、啃饅頭。」

「真正遇到困難的時候，你才能看清誰可以幫到你」，韋雲飛說，現實就這樣一步步逼著自己去認清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