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訊(首席記者 黃麗萍 報道 攝影 劉影)10月20日，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征71週年之際，本刊記者來到著名軍旅作家薛曉康文學工作室，就報告文學《革命理想高於天》，獨家專訪了軍旅作家薛曉康老師。

亞洲新聞週刊:薛老師，看過您寫的很多文章，瞭解到您是從西藏部隊走出來的軍旅作家，在您的文學作品里，90%都是在寫與西藏邊陲有關的報告文學或者詩歌散文，但報告文學《革命理想高於天》您卻用心採訪並寫出了抗美援朝傷殘軍人這樣一個英雄群體，能夠談談您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嗎？

薛曉康:我從小生在軍營，長在軍營，是部隊把我培養成為軍隊的專職作家，因此我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是寫軍人的。我於今年5月初去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主要是想採訪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傷殘軍人，這跟我對父親的情結有些關係。

我父親生前很少跟子女講他的革命經歷，在他病危住院時，我曾試探地問過父親一些事情，但他都只是輕描淡寫地簡單講幾句，讓我無從下筆。對我印象較深的一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間，全軍個部隊都在抽調人員赴朝，我父親被抽調到60軍任保衛部長赴朝參戰。一天，我父親正在坑道里跟宋文海秘書長談話，美軍的飛機來轟炸，坑道被炸塌，戰士們把我父親和宋秘書長挖出來搶救，我父親活了，宋秘書長卻犧牲了。這時來了緊急命令，叫我父親立即去西藏任保衛部長，於是他捧著宋秘書長的遺物回國，然後跟我母親一起，一步一步走進了西藏。由於我對父親參加抗美援朝的事只知道這麼多，因此我想採寫抗美援朝傷殘老戰士，也是對我父親的一種懷念之情，懷著對所有抗美援朝指戰員的一種敬仰之情。

亞洲新聞週刊:薛老師，在採訪中一定會有最令您感動的人和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嗎？

薛曉康:在採訪中，幾乎所有人和他們的事跡都令我感動。首先，我看見他們坐的輪椅就讓我的心一陣陣難過。傷殘軍人塗伯毅的那張被凝固汽油彈燒傷的臉和手、易如元被炮彈炸斷的手和炸瞎的眼、劉志華被多枚炮彈擊傷的身體和留存彈片的頭部、湯重稀被炮彈炸斷的右手和被炸瞎的右眼、傅仲陽在上甘嶺戰役中為搶救傷員而致殘的腰、周全弟在長津湖戰役中被凍傷而截掉的四肢……由此可以想到那場戰爭的殘酷和慘烈情景。而令我無比感動的是他們身殘志堅，每個人都表現出對黨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子女的教育、對生活的樂觀主義態度，這是我事先根本沒有想到的。

最令我感動而且非常敬佩的，還有那些傷殘軍人的妻子，她們當年頂著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各種壓力，毅然嫁給傷殘軍人，不離不棄，細心呵護，默默忍受。比如劉會蘭、胡洪文、粟明毅、陳陽芳……

亞洲新聞週刊:在採訪和創作過程中的您是怎麼樣的心情？

薛曉康:為了採訪方便，我自費在休養院的一家旅店住下來，白天去採訪，晚上寫第二天的採訪提綱。說是寫，其實是想，有時候一想就是大半夜，有時會一想就是大天亮，十多天都在心潮難平地想。非常感謝幾位傷殘軍人的子女，他們是劉小飛、黃若葵、楊培遠、張旺等人，陪我去採訪、陪我去吃飯，非常熱情。甚至有天半夜，黃若葵和丈夫楊培遠還做了碗雞蛋面端到旅店請我吃，讓我感動萬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

創作時，傷殘軍人的故事像一幅幅畫面在我腦海裡浮現，寫到幾處我熱淚盈眶，無法看清我寫的字。想想看，他們都才十多歲就傷殘成這樣，如果換了我，可能我根本無法挺過來。我邊寫邊想著要像他們一樣堅強，因為我的老母親聽我講了他們的事跡，也說要我轉達對他們的敬意:"向他們學習，向他們致敬，向他們的堅強看齊。"可是，我的堅強讓我無法止住淚水。我寫的有一段是這樣的:上甘嶺小女兵傅仲陽曾隨休養院課余演出隊去彙報演出，其中有個節目，報幕員走到台前說:"下一個節目，口琴吹奏。這幾位吹奏者，總共只有一隻手。"頓時，全場鴉雀無聲，原本一直親切微笑著的周總理變得神情凝重，一些觀眾在抹眼淚。傅仲陽看到，那位"橫刀立馬"的彭德懷元帥竟也淚光閃閃，"彭總司令，我們都是您帶去抗美援朝的戰士，也是您的驕傲，您別太難過，您可別掉淚啊！"傅仲陽在心裡這樣喊著，她自己的淚水卻怎麼也忍不住……

當我寫到這裡，再也控制不住，扔了筆，伏在桌上盡情流淚，直到第二天調整了情緒，才繼續寫。我就想，眼淚不能夠完全被理解為痛苦、委屈、傷心、懦弱，有的時候，眼淚所表達的是另一種堅強。周總理、彭總司令在那樣情況下流的眼淚，大概跟我這時候流的眼淚有同樣的意思。

我於5月23日完稿，突然感覺這個日子很吉祥，很有意義，因為這天正是西藏和平解放70週年紀念日。我想起了我父親和他那些為解放西藏、保衛西藏、建設西藏而默默奉獻的戰友們，他們和這些抗美援朝的老戰士一樣，都是革命理想高於天的人，於是寫下了標題《革命理想高於天》。接下來的一個多星期，我不出門，不開手機，不見任何人，進入恢復正常情緒、平復沈重心情的狀態。在此期間，始終有一首歌在耳邊回響，是我1991年撰寫的大型專題片《雪山豐碑》主題歌，當中有句歌詞"默默忍受是歌，未來的天是歌"。我反復小聲哼唱，以此遙獻給我寫的那些傷殘軍人和他們的親屬。

亞洲新聞週刊:為甚麼要選擇給傷殘軍人贈送自己的軍功章？

薛曉康:其實我想送傷殘軍人的東西很多，但覺得送物質方面的東西不太妥，因為有個叫易如元的傷殘軍人跟我說，他負傷後，像一個赤裸裸的嬰孩被護士抱進了手術室，從那時起，所有物資上的東西對於他都是身外之物了，他連自己一張年輕時的照片都沒有留下來。

你想，17歲的周全弟在長津湖戰役中被凍傷，致四肢截肢；16歲的傅仲陽在上甘嶺戰役中為救護傷員，終身穿著鋼背心弓腰行動，而他們從未獲得過一枚軍功章。但他們是功臣是英雄啊，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無名英雄。所以，我在我獲得的幾枚軍功章里做了認真地挑選，把我在軍中獲得的第一枚軍功章送給周全弟，把我在1979年參加反擊戰獲得的軍功章送給了傅仲陽。為慎重起見，表示我的軍功章不是別人的，我專門附上了立功證書的掃描件。但我仍覺得沒有能很好表達我的心意，於是以藏族的禮儀，將一條可以獻給星星、可以獻給月亮、可以獻給太陽的潔白哈達，高高舉過頭頂，敬獻給了傅仲陽。

亞洲新聞週刊:在四川省革命傷殘軍人休養院對抗美援朝傷殘軍人採訪和創作《革命理想高於天》時有沒有甚麼遺憾？

薛曉康:有成功當然就有遺憾。成功的是我採訪到了我喜歡的東西。最近有記者找我，說他們也去採訪過，怎麼有的事情沒有採訪到，問我有甚麼採訪訣竅？我說:"沒啥訣竅，只要你把他們當做自己的親人就行了。如果你一去採訪，就跟別人唱高調，別人自然不便多說甚麼，只好隨你的高調應付著唱。"的確，我跟那些傷殘軍人的每次交談，每次握手，每次擁抱，每次歡笑，每次流淚，我都真切地感到，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我父母的身影，有股親人般的暖流在我胸中湧動。

最遺憾的是，我很想採訪一下這裡的傷殘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可是他們都已經離世了。還在60年代，我在西藏軍區成都八一校上學，學校多次組織我們去休養院聽他們作傳統報告，看他們表演節目，許多同學至今還在回憶當年去見他們時的幾次經歷。我作為紅軍的後代，作為軍隊的專職作家，我有責任有義務來寫他們，但現在只能滿懷遺憾，向他們的遺像敬禮鞠躬，並傾情寫下長詩《他想把甚麼留給我》。

報告文學《革命理想高於天》在《時代報告》2021年第9期發表，正趕上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征71週年"紀念日。此次專訪，致謝薛曉康老師。我們共同把此文謹獻給為新中國流血犧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先輩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