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解放，大批传统农民脱离了依附千年之久的土地，来到城市中，成为当前社会特殊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特殊人群——农民工。大批青壮劳动力的外流，导致农村留守人群的两级分化，一极是被称为“386199部队”的留守妇女儿童老人，这一级群体普遍缺少文化知识和劳动力，靠着微薄务农收入或者政府救济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另一极则是或因懒惰或因既得利益选择扎根乡土的极少数青壮年，这一级群体普遍靠“资源”为生，或承包山林土地鱼塘以养殖，或开商店宾馆饭店以吸金，或聚众赌博贩毒放贷以收利，往往依靠着本土自然资源或人脉资源为生。

开豪车，吃低保，办矿场，当支书，欺村民，拢干部，当这些改革初期因“一身闯劲”先行一步致富的“乡村能人”们，通过村级选举当选村“两委”干部之后，“权钱势”的结合便让他们由“乡村能人”逐步转变为“村霸”。这些村霸，往往一身江湖草莽气息，以结识县乡“权贵”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耻；以“走门路”、“耍手段”为荣，以讲道理、守规矩为耻；当村民来办事时，他们便是摆面送客的权力代表；当江湖朋友来玩乐时，他们便是能力通天的地方土豪；当领导干部来走访时，他们便是热情好客的知心朋友。“换脸”是村霸的生存必要，“乱政、抗法、霸财、行凶”是村霸的行动特点。这些具有某些黑社会组织特征、不讲法律只认权势的村霸团体们，勾结地方宗法和行政势力，成为了官方和民间在村民头顶上的双重代表，让乡土中国看似平静下面蕴藏着深刻的治理危机。

基层社会治理，自古以来便是难中之难。古代中国遵循“官吏不下县乡”的原则，将乡土交由乡里贤达士绅自行约束，辅以“宗法”，绵延千年未变。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政治从乡村社会生活中大幅后撤，中国的乡村社会政治生态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空白状态。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村土地在市场中日渐溢价，受利益驱使和空窗期的双重影响，“乡土豪强”+“地方宗法”的治理模式日益抬头，而作为政府基层治理“触手”的农村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或被村霸占领或被村霸组织的各种乡村理事会架空。基层社会生活难以改变的复杂生态，和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是导致基层组织弱化和村霸横行的最根本原因。

要改变这一被社会主流忽视的“基层危机”，就必须至少从两个大方面下功夫。

一是改变乡土中国的社会主体，把日渐流失的乡村发言权重新从“豪强”和“宗法”手中夺回来，交到党员手中，而乡村“豪强”和“宗法”势力勾结形成的代表——“村霸”，则必须对其进行多层次专项治理。第一，突出打击，强化治理。县镇两级政府部门要加快畅通与村民沟通渠道，正确对待村民意见表达，对违法证据确着的“村霸”，要施以雷厉手段重点打击，对基层组织涣散、政权下滑的村庄，要确保党员威信，加强党的建设，着重宣传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第二，多维发力，综合治理。要加强乡镇政府权力，增强独立执法权，整治扩权乡镇机关，让综治、城建、计生、信访、民政等多部门多单位打通与群众联系的“最后一公里”，彻底打破村民“只识村委会，不知镇政府”的僵局，从多方面维护群众的义务和权力，防止“村霸”成为“土皇帝”。第三，群众路线，长效治理。巩固党员核心地位，树立群众法律信仰，将乡村治理由“宗法决策，村霸执行”变为“群众建议，党员决策”的正确道路上来，加快党员队伍清理整治工作，培养一批敢于为民发声、敢于质疑村委会不当决策的合格党员，改变乡村“举手党员”、“放养党员”、“应声虫党员”的现状，让群众牢牢围绕在党员身边，合力发声。

二是完善基层“两委”班子选举制度，进一步确保选举公正、公平、公开、透明。民主是个大命题，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一人一票并不等于民主。填写选票前须确保投票人信息畅通，知其候选人；填写选票时，需确保投票人未受贿未受迫，出自本人意愿；填写选票后，需确保唱票计票过程公开透明，无虚假瞒报。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当选人个人、家庭情况审查，若审查不通过即使由民意选举亦需作废；若审查通过，还需制定试用期，继续继续加强管理跟踪，要让当选人既“上的来”也“下的去”。再完美的制度也需严格落实才有成效，再规范的落实也需后续调查跟踪才能长久，民主选举制度的核心不在于选票的多少，而在于民意的觉醒。

当前，世界的眼光聚焦在中国城市发展上，并为其取得的成绩高声喝彩，让国人忘记了一片繁荣掩盖下乡土中国堆积的种种矛盾。“大老虎”、“小苍蝇”的贪腐问题在于个人作风和教育管理的松懈，资产损失千万亿，固然可怕，但只需党中央和各级部门能够持续加强治理和教育，绵绵用力，吏治终会清明。而“村霸”所代表的的一系列乡村矛盾，却是在不断啃食社会发展根基，大坝即使建的再高再长，根基断了，就会一夜倒塌。须知，农村治，则国家安，中国发展的根基仍在广袤的乡土大地，村霸虽小，纵之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