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農民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人身解放，大批傳統農民脫離了依附千年之久的土地，來到城市中，成為當前社會特殊歷史發展階段中的特殊人群——農民工。大批青壯勞動力的外流，導致農村留守人群的兩級分化，一極是被稱為「386199部隊」的留守婦女兒童老人，這一級群體普遍缺少文化知識和勞動力，靠著微薄務農收入或者政府救濟以維持基本生活；而另一極則是或因懶惰或因既得利益選擇扎根鄉土的極少數青壯年，這一級群體普遍靠「資源」為生，或承包山林土地魚塘以養殖，或開商店賓館飯店以吸金，或聚眾賭博販毒放貸以收利，往往依靠著本土自然資源或人脈資源為生。

開豪車，吃低保，辦礦場，當支書，欺村民，攏幹部，當這些改革初期因「一身闖勁」先行一步致富的「鄉村能人」們，通過村級選舉當選村「兩委」幹部之後，「權錢勢」的結合便讓他們由「鄉村能人」逐步轉變為「村霸」。這些村霸，往往一身江湖草莽氣息，以結識縣鄉「權貴」為榮，以遵紀守法為恥；以「走門路」、「耍手段」為榮，以講道理、守規矩為恥；當村民來辦事時，他們便是擺面送客的權力代表；當江湖朋友來玩樂時，他們便是能力通天的地方土豪；當領導幹部來走訪時，他們便是熱情好客的知心朋友。「換臉」是村霸的生存必要，「亂政、抗法、霸財、行凶」是村霸的行動特點。這些具有某些黑社會組織特徵、不講法律只認權勢的村霸團體們，勾結地方宗法和行政勢力，成為了官方和民間在村民頭頂上的雙重代表，讓鄉土中國看似平靜下面蘊藏著深刻的治理危機。

基層社會治理，自古以來便是難中之難。古代中國遵循「官吏不下縣鄉」的原則，將鄉土交由鄉里賢達士紳自行約束，輔以「宗法」，綿延千年未變。改革開放之後，基層政治從鄉村社會生活中大幅後撤，中國的鄉村社會政治生態出現了令人擔憂的空白狀態。近年來，隨著城鎮化建設，農村土地在市場中日漸溢價，受利益驅使和空窗期的雙重影響，「鄉土豪強」+「地方宗法」的治理模式日益抬頭，而作為政府基層治理「觸手」的農村村民自治組織——村委會，或被村霸佔領或被村霸組織的各種鄉村理事會架空。基層社會生活難以改變的複雜生態，和基層「兩委班子」選舉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是導致基層組織弱化和村霸橫行的最根本原因。

要改變這一被社會主流忽視的「基層危機」，就必須至少從兩個大方面下功夫。

一是改變鄉土中國的社會主體，把日漸流失的鄉村發言權重新從「豪強」和「宗法」手中奪回來，交到黨員手中，而鄉村「豪強」和「宗法」勢力勾結形成的代表——「村霸」，則必須對其進行多層次專項治理。第一，突出打擊，強化治理。縣鎮兩級政府部門要加快暢通與村民溝通渠道，正確對待村民意見表達，對違法證據確著的「村霸」，要施以雷厲手段重點打擊，對基層組織渙散、政權下滑的村莊，要確保黨員威信，加強黨的建設，著重宣傳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第二，多維發力，綜合治理。要加強鄉鎮政府權力，增強獨立執法權，整治擴權鄉鎮機關，讓綜治、城建、計生、信訪、民政等多部門多單位打通與群眾聯繫的「最後一公里」，徹底打破村民「只識村委會，不知鎮政府」的僵局，從多方面維護群眾的義務和權力，防止「村霸」成為「土皇帝」。第三，群眾路線，長效治理。鞏固黨員核心地位，樹立群眾法律信仰，將鄉村治理由「宗法決策，村霸執行」變為「群眾建議，黨員決策」的正確道路上來，加快黨員隊伍清理整治工作，培養一批敢於為民發聲、敢於質疑村委會不當決策的合格黨員，改變鄉村「舉手黨員」、「放養黨員」、「應聲蟲黨員」的現狀，讓群眾牢牢圍繞在黨員身邊，合力發聲。

二是完善基層「兩委」班子選舉制度，進一步確保選舉公正、公平、公開、透明。民主是個大命題，要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一人一票並不等於民主。填寫選票前須確保投票人信息暢通，知其候選人；填寫選票時，需確保投票人未受賄未受迫，出自本人意願；填寫選票後，需確保唱票計票過程公開透明，無虛假瞞報。更重要的是，要加強當選人個人、家庭情況審查，若審查不通過即使由民意選舉亦需作廢；若審查通過，還需制定試用期，繼續繼續加強管理跟蹤，要讓當選人既「上的來」也「下的去」。再完美的制度也需嚴格落實才有成效，再規範的落實也需後續調查跟蹤才能長久，民主選舉制度的核心不在於選票的多少，而在於民意的覺醒。

當前，世界的眼光聚焦在中國城市發展上，並為其取得的成績高聲喝彩，讓國人忘記了一片繁榮掩蓋下鄉土中國堆積的種種矛盾。「大老虎」、「小蒼蠅」的貪腐問題在於個人作風和教育管理的松懈，資產損失千萬億，固然可怕，但只需黨中央和各級部門能夠持續加強治理和教育，綿綿用力，吏治終會清明。而「村霸」所代表的的一系列鄉村矛盾，卻是在不斷啃食社會發展根基，大壩即使建的再高再長，根基斷了，就會一夜倒塌。須知，農村治，則國家安，中國發展的根基仍在廣袤的鄉土大地，村霸雖小，縱之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