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黄佳惠

2011年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山西富豪丁书苗联手打造的黑色利益帝国轰然倒塌，刘志军于2013年因涉嫌“卖官”受贿上万元被处以死缓，一同被处理的还包括他的裙带关系户们，这些官关系户通过多年“进贡”，在铁路系统内部数次升迁，执掌铁道部重要的机构和部门。

当然，卖官封爵也不是刘志军的专利，通过买官得到爵位的官员再次将权利变现，谋取私利，刘志军本人，也委托山西富豪丁书苗以钱铺路，为下属“买官”，意图通过裙带关系铺设私人关系网，为自己去职后铺平道路。这种通过权势和关系网来谋取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世界上被统称作“裙带资本主义”。

“裙带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盛行，特别是98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那时美国国内普遍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议论，他们认为导致这一危机的主要的原因是亚洲地区盛行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

这个观点无疑值得争论的，“裙带资本主义”一开始并不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特例，在全世界它属于一个普遍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与政府相结合，政府保护私人资本；私人资本通过议会和政府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政治游说对政治家的决策施加巨大影响，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比如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庞大的房地产金融机构“两房”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爆炸。同一时期的美国安然公司，在政界遍撒金钱编织张庞大关系网，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

而以亚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它的形式更为多样，官民之间，官官之间，官商之间，甚至官员与企业之间、官员与执法机构之间也有共谋。它们的行为更加隐秘，普遍表现在拥有实权的官员与上下级，亲朋好友结成利益共盟，利用职权放手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比如上面我们讲过的丁书苗凭借其嫡系搞定刘志军买官行贿，天津市津市纪委原副区长张洪宝与其妻成立权钱交易所大肆捞钱等等。

随着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裙带资本主义曾一度成了众矢之的，西方发达国家为遏制这股裙带资本主义的潮流，民众要求政府对金融巨头采取更多限制措施，并建立了一系列公平的经济体系和民众监督政策。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裙带资本关系则愈演愈烈，甚至延伸为一种社会常态。

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在官场上尤其明显，市场行为缺乏制度保障下，拥有权力的官员滥用私权，勾结商人、企业，不法分子共同谋私导致经济活动严重失序。

“有本事的博它个封妻荫子，没本事也要靠沾亲带故吃上朝廷俸禄。”这是古代姻亲关系维系下的老百姓心声。早在先秦家天下时代，王位的传承，爵位的世袭，官场中的人身依附，就是一个政权赖以生存的社基础。而一个社会的进步，预示着它的人身依附必将降低，千年之后的现代中国，早已不再是以姻亲维护社会体制，但依然盛行以权力为本位，官场上的这种裙带关系更胜从前，一人高官，全家沾光，甚至连情妇都能够连升三级。

在企业中，裙带关系也普遍存在，但个人的能力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企业中如果你能创造足够价值，重利的老板还是愿意任用你并提升你，除非这个老板跟钱过不去。官场则不同，首先你得有通行证进入这扇大门，门里面的人才提拔也不是因能力而定，大都是出于上级领导的一锤定音，政府领导的个人意志代替着权利意志，上级说你行你就行，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为这些上级提供了随意支配的“裙带”机会。现实生活中，某某是某某的小舅子，某某是某市长的女婿，某市长的女婿又是某县长的侄子……关系错综复杂，如母鸡下蛋孵蛋，层层叠叠下来其实就是：谁与领导有直属关系，就任用谁，谁与领导关系够亲密，就提拔谁，大家借朋友亲属名义，明修暗道，暗度陈仓，运气好的，哪一天领导台前大权在握，幕后的“儿子们”就能通吃一切，收纳八方。在这样的官场之中，若没有背景，没有裙带，还没有阿谀奉承，拍马逢迎的本事，差不多就休想要个一官半职！

领导作为官场的主体，搞的定领导就意味着飞黄腾达。人性的弱点，是这种捷径的根源，人人都爱听悦耳的话，人人都喜欢让自己事事顺心的人，上级领导当然也不例外，领导一喝：”我就是喜欢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我就是喜欢俯首听耳的忠诚奴仆“，大家立马竭尽全力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之想做，点头哈腰、唯命是从做好一个忠仆该有的本分；而这样一种“琢磨事不如琢磨人，干对事不如跟对人”的投机钻营之术横行霸道时，你就差不多别幻想这些”后生“们能有什么建树，能怎样为人民服务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官场庸人和小人当道的原因之一。

官员与官员之间有着紧密复杂的关系，每个官员的背后也有着自己的裙带关系网，俗称“抱团式腐败”。在这个抱团过程中大家尽情结党营私，中饱私囊，每个人掌握着对方的污点，确保稳定建立利益的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利益集团中某个”走卒“出了问题，裙带关系网中的“家臣”就出来帮忙疏通疏通，当这张网越织越大出现问题时，往往裙带关系网中“走卒“或者“马仔”率先出来效力，“家臣”说：“你安心去吧，后面的事交给我”。“小卒”说：“那小的走了，后面靠大哥了”。这就是为何每逢出事，大都是副职或无关紧要的小官落马，而当事情风平浪静后，这些落马者往往官复原职甚至还有的连升几级的原因。

当官员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能掌控政府手里的大量资源，比如立法执法、财政管理、投资批复、国有资产管理等等，这些权力往往边界模糊，行权欠透明，拥有钱财的商人和企业家理所当然成为他们贿赂的首要目标，当权钱交易成为经商捷径，那么官商勾肩搭背衍生的裙带资本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常态。

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人在中国创业，他会非常不安和恐惧，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层层秩序规则，也很害怕自己不小心得罪什么人最后弄得人财两空。但是如果他认识一个正确的人，结果就不一样了，这个人能够让政府相信他的投资是有价值的，还能确保他的人身安全，那么所有一切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导致他们亲密无间，如同一对龙凤兄妹，推杯换盏、你来我往。

官商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是当前腐败蔓延的重要推手，国家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企业或个人之手，加重社会贫富两级分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在这复杂利益链之中，如果一人不幸落网，面临的就是迷倒猴狲散，再顺藤摸瓜可能还能摸出一大批。

2014年四川最大民营企业家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因涉嫌行贿转移在咸宁被执行死刑，与这位亿万富豪一起赴死的还包括德州原政委，德州财务处原处长和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类似案件的还有国美电器创始人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因内幕交易，单位行贿被判刑；身家百亿的金螳螂公司朱兴良涉向季建业行贿以及最近的加多宝前董事长李鸿道行贿外逃等等数不胜数。

调查显示，十八大届中央纪委”打老虎的成效中，至少有20余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接受组织调查”，而每个高官“接受组织调查”的背后，基本上都会牵扯数名企业家同时“被调查”。
就2013年，被宣布“立案调查”、“接受调查”或“协助调查”的国企高管大约有37人，如果包括被宣布“双规”、“双开”的6人在内，总共42人。庞大的数据群显示着病态的官商常态下，企业潜规则已成常态。

裙带资本主义的抱团腐败之下，利益至上，良知缺失，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官僚系统，每个人编织着自己的灰色利益网络，无视市场公平与公正，严重危害到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虽然中央现如今大力”反腐“，但是效果与影响远远不够，毕竟体制的这片土地本身是滋生腐败的沃土，任何”反腐“行为带来的效果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现今世界中，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做得好的国家大都是民主和法治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国家，”民主”，真正把监督的权力、制度建设和决策权利交还人民；”法制“通过有效监督和完善的法制把官员和权力关进笼子里，以此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