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语：“八年烽火起芦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受降，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八年之后最扬眉吐气的时刻。平凡的芷江，不平凡的芷江：有百多岁的吊脚楼，有70岁的机场；有山，有水，有人家，也有血，有肉，有礼魂，有国殇。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屈原

    雪峰山侧，潕水河畔，湘西的群山中，有一座美丽而寂寞的小城——芷江，以屈原的诗句命名。
    抗战时期，它曾驻扎过庞大的中美军队。美军将领陈纳德曾在这里为中国飞行学员授课，新六军战士曾整装待发，光复沦陷的国土。而今的陈纳德路、凯旋路、和平路……记录着它曾流过的血和泪，记录着民族的壮烈往事，却很少人知道。
    一水穿城而过，两岸吊脚楼，河上风雨桥，这样逐水而居的小城在湘黔交界并不出奇，同在湘西的凤凰和地处黔东南的镇远，都是如此。比起游人如织的凤凰，以及位于繁忙的湘黔铁路沿线的镇远，芷江显得寂寥许多。要到这里，需先乘火车到湖南怀化，再换中巴，沿320国道蜿蜒。
    抗战中的湘西小城尽管处于湘黔要道上，芷江从来都不是繁华之地。中原逐鹿的战国时期，这里是五溪蛮居地，西汉时始置潕阳县，五代时筑沅州城以据守湘黔门户，明清时曾为川、黔、滇、湖广总督府和偏沅巡抚所在地，清乾隆元年始称芷江县。芷江之名遂沿用至今。但边地良远，世居于此的侗族、苗族，在中原王朝眼中无非化外之民，疏于羁縻。这座小城于天朝上国而言，无非要塞、堡垒、邮驿。
    不论潕阳、沅州，还是芷江，这些名字都默默无闻，直到中华民族那血与火交织的八年抗战。
1934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为即将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向当局进言：战时大本营宜设在芷江。芷江隐藏在崇山峻岭中，远离平原，远离大城市，适合隐蔽和保密，于是它临危受命，担当起了中华民族抗战的重任。
    下面是小小芷江城在抗战中的令人瞩目的履历：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在芷江建设军用机场。
    1938年10月，芷江机场建成投入使用，部分中国空军入驻。美国援华空军将领陈纳德到此创建中美航校并监督芷江机场扩建。
    1941年，苏联援华空军中队入驻芷江。
    1943年，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进驻芷江。
    1944年，日寇在“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中，相继占领和捣毁了除芷江机场外的盟军在华主要军事机场。中国空军和盟军空军云集芷江，以芷江为最后基地持续不断地对日寇进行打击。
    1945年4月，日寇深恨芷江机场对自己带来的威胁，悍然发动“芷江攻略战”(湘西会战)，6月受重创而归，芷江安然无恙。
    1938年10月到1945年8月，驻芷江空军直接参加对日空战，切断日军补给线，进行远达日本本土、台湾的远程轰炸，居功至伟。
    八年抗战中的芷江在历史上用鲜血浓墨重彩地留下了一幅画卷。
    其中有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山中的当地农民，1937年12月到1945年8月，来自芷江、麻阳、新晃、洪江等地的数万劳工，为了兴建、扩建、维护芷江机场，洒下了无尽的汗水，许多人永远地倒下。
    有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芷江机场有过这样的画面：一架美军飞机受伤迫降后起火，飞行员被夹在机舱里动弹不得，救援人员束手无策地看着他被火烧到只剩下很小的一团，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最后的姿态仍然是双手紧握着驾驶盘的样子。
    有年轻的中国陆军战士，日寇大举进犯芷江时，芷江人杨伯涛率领一个师在一座后来被称为“骨骸岭”的山峰阻击，他的部下高喊着“保卫师长的家乡”拼死抵抗，他们的性命，以及在雪峰山脉许多无名山峰的战士的性命，换来了日寇的惨败。
    小县城青史留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后方沸腾了。
    此时，重庆大本营正在考虑，在何处接受侵华日军投降，这个地方要足够安全，以免日军代表耍花招，还要能够耀我军容扬我军威。最后，这个地点选定芷江。
    这座城市，日军拼了命想来，但却是在无条件投降之时。8月21日，日军代表今井武夫垂头丧气地来到芷江七里桥，向指挥所设于此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
    “八年烽火起芦沟，一纸降书落芷江。”芷江受降，是中华民族浴血抗战八年之后最扬眉吐气的时刻，如蒋中正题芷江受降坊匾额所云，“震古烁今”，彪炳青史。
    为了缅怀抗战功勋，铭记受降荣耀，1947年，湖南省政府规划建设芷江受降城。首先建设的是七里桥的受降坊。如今修复的受降坊，刻着当时军政要人的题联：
    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蒋中正；
    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李宗仁；
    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何应钦；

    我武自维扬沧海依然归禹贡，受降昭盛典神州从此靖烟尘——白崇禧；

    ……

    寂寞的机场与城市
    当年的《湖南省政府公报》说：“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要它炫耀于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
    抗战后的中国，并没能“神州从此靖烟尘”，而是遗憾地陷入内战。那支借芷江苦撑的军队战败，芷江也就无可避免地重归于寂寞。
    受降坊没有再修下去，1966年更是遭到了严重破坏，原本打算勒石千秋的受降坊被捣毁，所有“反动头子”的题字被凿灭殆尽。
    芷江机场没有再启用，卵石铺就的跑道上，野草丛生。当年机场建设劳工留下的石碾还散落着，有一人多高，数十吨重，有的还残留着当年的弹痕。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小小的芷江曾驻有数万中国陆、空军，六千美军空、地勤人员，芷江机场的飞机最多时有二百余架，而当时芷江当地居民仅有八千人。
    这座总是笼罩着雾霭、充满神秘色彩的小城，弥漫洋溢着火热的抗敌热情，而今这些都已消散，偶有当年飞虎队的队员或者亲属不远万里回到芷江，凭吊故地，追思前人。
    这座看似寂寞的小城淡泊地过着宁静的生活。潕水上的龙津桥，是湘西无数风雨桥中的一座，不过是最长的一座。然而芷江也不是总安于寂寞的，当大洋两岸的人们都渐渐忘记了，那些为了挽救一个古老民族于危难关头，而跨越重洋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年轻人，芷江建起了他们的纪念馆，记取了他们的名字，记载下了他们的事迹，以告慰这2193位烈士的英灵。

    平凡的芷江，不平凡的芷江。有百多岁的吊脚楼，有70岁的机场。有山，有水，有人家，也有血，有肉，有礼魂，有国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