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保存

第一章  省委第一书记的泪与火 

    这是一个“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清晨，万里坐的军用吉普车急驶在开往肥东县的公路上。

    临行前，秘书问：“万书记，是不是告诉他们县里一下？”

    万里摆摆手，“不用。”他说，要想了解到真实情况，就要轻车简从，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

    这是他当省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安徽是农业大省，按照万里自己的想法，一到任就要下农村，但省委领导班子“文革”遗留的问题太多，刚到安徽的两个多月里，他几乎是昼夜处理这些事情。这不，刚刚有点眉目，他就到农村去了。

    此时，汽车在飞驰，坐在车上的万里，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次农村之行，会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破冰之旅的开始。

    中央派他到安徽来当第一书记，并不是要他来解决安徽农村问题的。中央领导同他谈话时，只是说安徽的派性问题严重，要他“抓纲治省”迅速消除四人帮的影响，稳定局面。但在一定的层面上，人们认为他这次出山和邓小平有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复出后，“以三项指示为纲”开始全面整顿。邓小平把突破口选在国民经济大动脉铁路上。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他大胆起用万里。在１９７５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上任后，他雷雳风行，首先来到打派仗十分严重的徐州分局，以邓小平审阅修改，毛泽东亲自圈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尚方宝剑”，批极左，批派性，一个月见成效。再转战南昌（分局）、长沙（田心电力机车厂），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接着回师郑州（路局），稳定局势，使几近半瘫痪的铁路运输恢复生机。当时流传的民谣是：“火车正了点，钢铁增了产，卫星上了天！”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面展开，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万里也跟着“两下”——被免去铁道部长的职务。因而出现了“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的说法。

……

    万里下乡之前，听说了这里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但到底贫困到什么程度，他并不清楚。毕竟是多年不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到农村去了。

    万里的车子停在肥东县城五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边，他们一行走进一个普通的农户家。

    ——这家人姓张，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蓆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花纹的破被子。

    万里问：“就一床被？”

    主人说，有被盖就不错了。

    万里再问：“一床被七个人怎么盖？”

    回答是：“凑合着呗。”

    他们走到外屋，看灶上一口有缺口的锅，盖着稻草编织的锅盖，万里揭开一看，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

    “家里有粮吗？”

    “有粮还吃这个？”

    万里欲言又止，默默走出门。

    上了车，万里问：“怎么样？”

    随行的人说：“没有想到这么穷。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万里指指街上用石灰写的大标语说：“我问这个。”

    墙壁上赫然写着“大干快上，一年普及大寨县！”

    ……车上的气氛沉闷起来。

    万里的车子继续往前开。见路边有一个挑担的农民，他就对司机说：“停车。和这个老乡聊聊。”

    “你这是干什么呢？”万里下了车。

    “往地里挑糞。”这个人身着破旧的空心棉袄，说话也有气无力的。

    “怎么就你一个？”

    “饿了，走不了那么快。”

    “现在就没有粮了？”

    “有点也不够吃的，还有老人孩子呢。”

    万里又问他家里的情况，问他有什么要求，这位老乡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

    万里说：“我们是省里的，你说说，除了吃饱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再次拍拍肚皮说：“这里边少装些山芋干子。”

……

    坐在车上，万里感慨道：“中国的农民实在太好了，他们的要求这么低，可是连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

    如果说这次“微服私访”让他看到了真实的农村情况，那么，在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则让他经历了触目惊心的现实，受到了丁极大的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推开一户挂着“光荣烈属”牌子的门。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蹲在锅灶口。万里同他们打招呼， 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

    万里惊讶了，这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

    “你家有几口人？”

    “四口人，我们夫妻俩和两个闺女。”

    “孩子呢？”

    这时，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妇女从里屋出来。她指指屋里，只见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的心情很不好，他对秘书说：“当年老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今天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也就在这一天，万里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他对当地领导说：“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万里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救急办法，只靠救济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里的贫困问题的。 

    离开金寨后不久，万里的身影又出现在凤阳街头。他要看看这个朱元璋的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集体讨饭的事情。

    1977年冬天，安徽省委接连收到沿海等地方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而这些“盲流”多是凤阳县的。万里叫有关部门统计一下，凤阳县到底有多少人在外边讨饭？得到的回答是有一万三千多人。凤阳县委也采取过多种硬性措施，诸如：党员带头要饭要开除党籍，干部带头要饭就立即撤职。然而，这些硬性指示，都无济于事。外出逃荒的浪潮仍波涛汹涌……

    到凤阳那天，他们正好看见一群一伙衣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赶往火车站，一问都是要扒车外出讨饭的。

    他又到了几个村子去调查，在梨园公社前进生产队,万里看到这个队10户人家就有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他们不出去讨饭又怎么生存呢……

    万里是带着一肚子怒气和火气回到省城的。

    省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凤阳是朱元障的老家，历史上就有外出讨饭的传统！”那里农民冬天外出讨饭已经成为“习惯”了。

    万里气愤地站了起来，用手使劲拍打着桌子：“说这种话没有半点阶级感情！数九寒天，你也带着老婆孩子讨一趟试试！”

    “我到过的地方不能算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谁有粮食吃，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万里越说越激动：“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 

    “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

万里在小岗村的日子

第二章  省委书记的胆与识

    “真没有想到会穷成这个样子！”万里从金寨回到省城合肥时 ，见到顾卓新、赵守一等人，开口就是这样一句话。

那天晚上，稻香楼招待所的客房的灯光一直亮到子夜。他们开了一个不是常委会的常委会。

    万里说：“我们长期在城市工作，真不知道这里的农民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们总是说旧社会如何如何，解放几十年了，我们的农村还是这个样子！”

    他还说“我不能不问，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

    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感到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到了“非另找出路不可！”非要拿出新的办法来不可的地步。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他们决定派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带人去作专题调查研究，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性意见。起草出一个适合实际情况的文件来。

    这个周曰礼是老省委书记曾希圣的秘书，一直在安徽工作，万里上任后，曾经请他谈过农村的情况。而且他敢说真话。

    那次，周曰礼非常坦诚告诉新来的书记：你不要信什么“莺歌燕舞”，现在农村经济和报纸上宣传的相去甚远。有的地方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主要表现在穷过渡、平均主义、一刀切、强迫命令、瞎指挥、排斥商品经济等方面。“一大二公”的政策把农民卡得过死，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集体生产消极怠工。男劳力上工打扑克，女劳力上工纳鞋底。“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有的地方开始离别故土大批逃荒，安徽已成为闻名全国的讨饭大省。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就是政策问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自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推行“一大二公”、“大呼隆”生产管理体制的结果。

    周曰礼奉命带着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分赴全省各地，开始大规模调查。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他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这份文件共6条，主要内容是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强调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省委常委讨论过后，起草者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 “草案”。1977年10月，万里决定把《六条》拿到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让与会的县委书记认真计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

    支持者认为,《六条》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是解决农业困局的重要出路。

    反对者认为，这是和上头推行的“农业学大寨”精神对着干的。是多年来反复批判的“三自一包”、是刮起新的“单干风”。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

    还有相当多的人心有余悸，不说话，不表态，不吭声。

    万里深深感到“极左”的思想势力，他下定决心，就是再难也要往前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那天，他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要巩固、发展，还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万里还强调说，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如何搞，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呢？大家要发扬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六条》又进行一次修改，最后，大多数人同意了这个被称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今天我们看这份文件，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些政策规定的确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在宣传抓纲治国，大干快上。在农村，继续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49号文件，明确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省委六条”内容许多都涉及到了“原则问题”，可以说是跨越了红线，突破了“禁区”。例如提出“以生产为中心”是同抓阶级斗争方针不相符的；提出“生产队可以搞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学大寨”精神是相违背的；提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同“过渡到大队核算”则是唱对台戏的。

    在凛冽的寒风中，《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以安徽省委的名义下发了，这如同南方吹来的一股暖风，温暖着广大农民群众的心。人们奔走相告“看样子政策要变了！”各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始酝酿。

    几乎与此同时，万里接到了中央的开会通知：各省的第一书记都要参加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现场会议。

    会议通知放了好几天，中央来电催报名单。万里思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好。 

    多年后，他回忆说： “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抛弃了“学大寨”的那一套，而且开始用行动批大寨了。我们认定，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前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而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我们不能按全国这一套办，又不能到会上去说，说也没有用。怎么办才好呢？按通知，这个会应该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让书记赵守一代表我去。我对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总之，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决贯彻“六条”。

    在万里的眼里，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特别是周总理总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那几条，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

    万里曾经私下和一位省委书记说过，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农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层“四不清”干部有走资派做后台，后来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逐步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把“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此，万里也就必然和那些主张继续学大寨，搞一大二公的同志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和压力有来自中央的，也有来自外省的。他和省委的几个老同志说，反正我们是凭着良心，硬着头皮走下去，大不了第二次被打倒。

第三章  冒险的一步棋

    万里抬头看看天空，刚刚遮住太阳的那片云彩又被干躁的北风吹走了。他叹口气，“老天真是不肯帮忙啊！”

    这是1978年的秋天，安徽遇到10个月没下雨的严重干旱。万里到凤阳等地看到的是河水断流，塘库干涸，土地龟裂，在最严重的地方，可以看到找水的野免渴死在公路边……全省有六千多万亩农田受灾，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人畜吃水困难。

    用心急如焚来形容万里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他抓起电话说：“给我接北京市委——”

    他利用自已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关系，向北京市的有关部门求援，请他们调打井队，支援安徽抗旱救灾。同时找军区，请他们调集部队汽车拉水，解决农户和牲畜饮水……

    部队的送水车很快了出现在江淮大地上。北京来的七十多个打井队很快立起高耸的井架，一百多眼机井也出水了……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干旱问题。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何把麦子种上，成了当务之急。而大集体的秋种速度十分缓慢……万里召集常委会，研究对策。他说：关键是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我们几个就是天天不睡觉，麦子也种不上。就是在这个会上，安徽省委迈出了冒险的一步——“借地度荒”。借一部分土地给社员种麦。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鼓励社员多种“保命麦”。

    省委的这一举措，和肥西山南地区的群众想到了一块儿，肥西县山南区柿树公社997人的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将997亩小麦和49亩油菜的种植任务，分别落实到各个承包户主名下。

    而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则把全队的农田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他们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田地里一片繁忙景象，大家各显身手，地干了，牛耕不动，社员们就日夜用铁锹挖，用榔头打，跑几里路挑水点种小麦；缺劳动力的人家，就请亲戚朋友相助。结果是秋种的进度很快，质量很好。据统计，山南区在较短的时间内种植小麦8万亩，大麦2万亩，油菜4万7千亩，超过正常年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种植面积2倍之多。

    “借地度荒”推动起来的是一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将集体的土地分别承包到农户，变集体统一组织劳动和集中管理，为由农户分别承担不同地块的劳动和管理。但是，整个生产的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体组织统一进行。

    与肥西山南区包产到户有所不同的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搞的“大包干”。 小岗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中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一开始，县委推广了包干到组的做法，全队20户人家分成4个作业组，但小岗村组织不起来，又分成8个组，还是搞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社员们不断寻找新的办法。有人斗胆提议干脆搞包干到户，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小岗的农民当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搞起了分田到户大包干。所谓“大包干”，就是农户对承包土地上的产出，不必再交由集体组织去搞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而是直接承担起每份承包土地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收和收购任务，并向集体组织交纳土地的承包费。

    笔者所供职的单位出版的《昆仑》杂志当年曾经发表了王立新所写的报告文学，详细描述了发生在小岗的故事——

    严立学家那破旧的茅屋里，挤满了愁眉苦脸的18个农民。

    会议由严俊昌坐阵，严宏昌主持，首先通报了公社党委不仅卡种卡肥还要查实问罪的严重情况和严峻事态。

    严宏昌说：“我们小岗生产队干部之所以要偷偷地搞‘包产到户’，目的是使各家各户能有一碗饭吃，并不是为了自己!中央不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要是让上级知道喽，就是犯罪，就要坐牢，就要杀头，就要死掉!……”

    面面相觑，鸦雀无声，气氛相当沉闷。

    不知过了多久，传出了一个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年过6旬的老人严国昌说话了：“你们放心，这样搞下去，保证能搞到饭吃!不过……不过，你们倒霉肯定不轻，会打成‘现行反革命’，那可就惨喽!”

    又一位6旬老人严家芝接着说：“要是真的倒了霉，你们一家老小不就成问题了么!”

    沉默终于被打破了!

    愤懑难抑的社员们七嘴八舌呼喊起来：“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

    “全生产队养着!”

    “各家各户养着!”

    “……”

    全场沸腾了。

    一个共和国极普通的乡村，为了种地，为了糊口，竟甘愿轮流抚养生产队干部的一家老小，的确是令人欲悲无泪的传奇！

    3个生产队干部在逃荒中都未流过泪，今天面对如此舍身相护的群众，泪如泉涌，抑制不住了。

    严宏昌抹抹泪花，口语坚定地大声说：“既然大家这样支持我们，就是杀头也要把‘包产到户’搞下去，死也值得，屁话没有!咱们小岗现在穷到底了，再搞‘大呼隆’肯定搞不到吃的，生产队没有一头牛可以耕地，没有一分钱可以买农具，只有一张犁还断了。农民不能种地，还叫什么农民?如果‘包产到户’起码有吃的!咱们条件不高，只要有吃的有穿的就行!你们没听上边有的干部怎么说咱们小岗人么?人有脸，树有皮，你们小岗只知道外出讨饭，连脸都不要了!非得把你们像牛马一样，拴上绳子，扎上笼头，左手拿枪，右手拿棍子，把你们赶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你们想一想，我们有人，我们有地，连自己养活自己还办不到么?这几年咱们净吃国家的返销粮了，我们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确实增了产，就要向国家作贡献!不能再忍心吃救济了。如果你们同意这样干，咱们就立下几条保证，算是字据!……”

    “放心吧!如果你们因为‘包产到户’被搞死了，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别说了，快立字据吧!”

    “……”

    人们又七嘴八舌地呼喊起来。

    严宏昌掏出钢笔很快就在一张纸上写好了一份协议书，然后，一字一句地念道——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能在(再)向回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你们谁要同意，就签字盖章!……”

    “同意!”

    “同意!”

    “……”

    严宏昌把协议书和红色印泥放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然后，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了章。

    接着，包括生产队干部在内的18户21人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涌到桌前，用粗壮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中有力地按了按，把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按在协议书的下面。

    他们是：关连珠、关友德、严立富、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冒、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在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坤。   

    全队517亩土地按人包到户，10头耕牛评好价，两户包一头；国家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下多少都归自己。这就是尔后推广到全国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

    “借地种麦”，这个口子一开，就如长江之水天上来，再也收不回去了，借地给农民的决策产生了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它直接诱发了全省农民“大包干”的浪潮。

    ——有些地方不只是让农民包了三分地，而是五分六分，有不少地方像小岗一样，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土地分光了。

    ——被外省称为＂盲流＂的农民听说每人分了地，一传十，十传百，不约而同地赶回了久别的家乡，屡禁不止的外出讨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面对这种局面， “省委《六条》”中明文规定的“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显然要被突破。是因守“六条”，还是让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调整自己？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表态：“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他的决心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而这时，肥西等几个县的领导却慌了。有人说：你们这么搞，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嘛？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谁不怕这坐的罪名落到自己的头上，有人打电话到省委来询问怎么办，还有的干脆开会，发指示，要求分了田的农民把田交给集体，要农民再重新组织起来。

    这时万里出现在山南公社的会议室里。在召集座谈会，请农民和基层干部讲真话，说实话。有基层干部说，过去负债累累、包产到户后生产队基本上不借债了，万里非常高兴，说：“这好嘛 ！”。有的群众问他，包产到户能搞多久？万里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你们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年，肥西县山南区获得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小麦总产量就达3000万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上缴国家1980万斤，仅一季就超额完成全年定购任务（任务为1870万斤）。而没有包产到户前，该区每年夏季只上缴国家100万斤左右小麦。1979年全县全年粮食产量比1978年增长13.6%，向国家净贡献粮食是1978年的3倍。这一年，肥西县向国家贡献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被国家商业部评为售粮百家先进县和百名油脂销售大县，荣获金质奖杯。

    小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同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大包干”最受农民的欢迎，他们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岗一年大变样。全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粮食近3万斤、油料2万斤，人均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一年大翻身，老超支户变成了进钱户，原来远近闻名的“乞丐村”变为名副其实的“冒尖村”。 

第四章  在激烈争论中

    一九七九年早春，乍暖还寒。

    国家农委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来自广东、湖南、四川、福建、安徽、山东、吉林等七个省农村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和副主任杜润生走进会议室，人们安静了下来，王任重宣布：“国家农委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正式开始。”

    周曰礼端坐在前排。安徽作为率先实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省份，派他和全椒县县委书记王杰参加会议。

    既然是座谈会，周曰礼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就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文件、安徽省委制定“六条”和推行联产责任制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富有激情，滔滔不绝的发言、如同热油锅里撒了把盐。整个会场爆了起来。

    一个代表发言说：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同分田单干没多大区别。……

    ＂这和解放前有什么两样？不就是回到单干嘛！＂另一个省的代表拍起了桌子。

    吃过晚饭，回到住处，周曰礼想第二天再次发言。据理力争，无意中翻开送来的报纸，他一下呆住了——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大黑体印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这样写的：“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 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经验说明，只要群众真正了解了中央精神，都不会同意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做法。至于在劳动计酬上采取哪种方法，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下面发表的是甘肃档案局干部张浩写给《人民日报》的信。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了一些有关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如下……

    “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那些干部、群众的怀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顶着不分是对的，应该重视并解决这个问题。”

    周曰礼看完报纸，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动弹。作为一个共产党培养多年的干部，他知道《人民日报》在这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什么。他也感觉到《人民日报》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来头不小。对正在准备春耕生产的安徽农村来说更是一场严重的“倒春寒”

    3月16日早晨，万里在广播里听到《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对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泼了一瓢冷水，万里没有说话，只是对秘书说：“我们去滁县。”

    这次，他们直接来到地委办公楼。一位地委领导见到他，惶恐不安地问：“万书记，《人民日报》都说话了，我们怎么办？”

    万里有点轻描淡写地说：“报纸上发表点个人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嘛。也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嘛。有位记者说的好，报纸好比国际列车，他可以上，你也可以上。”

    地委书记说，他们怕引起思想混乱。已给县里打了招呼。万里说：“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有一位领导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么干，看来上头不认可呀。”

    “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到时候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

    针对有人说，现在安徽搞得是三级半核算分配，突破了三级所有，万里说：“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核算，那不是五级吗？”

    他还对地委书记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

    话是这么说，万里心里清楚，《人民日报》的来信，没有来头是登不出来的。但这个来头究竟有多大，一时还看不清楚。

果然，当他走到嘉山县检查工作的时候，接到了来自中南海的电话。

    听筒里传来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的声音，简单寒暄过后，王任重直奔主题：“万里同志，你们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会上的发言引起很大争论，他所说的那些情况，你们省委都知道吗？”

    万里说：“周曰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可以说他的发言是代表省委的。”

    王任重停顿了一下，说：“不少同志说你们那里搞了分田单干……”

万里详细介绍了安徽搞的各种形式责任制和省委对待的态度，他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这里已经干开了，就是单干也不要变了。我们的态度是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但要保护群体的积极性，我是秋后算账派，一切等秋后再说，不论用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给中央备个案，搞错了省委检查，我负责！”

    王任重说：“那好吧，你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

    通话将近40分钟，万里走出房间，对大家说：“王任重同志同意我们省委的意见，可以干嘛！”

第五章  省委书记的谋与略

    在安徽老百姓心目中，万里这个第一书记的形象是——敢为天下先，敢开顶风船。有胆有识，在全国最早向极“左”路线宣战，说起这些，九十三岁高龄的万里只是淡淡一笑。这笑很平淡，也很意味深长。

    其实，安徽农村改革的每一步，都和万里采取的一系列极富弹性的决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场改革的进程中，万里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 万里走出屋子，脑海里总是萦绕着这样一句话。

    那边，省农村工作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地市、县委书记们正在热烈讨论刚刚起草出来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省委六条》）。由于当时的观念问题，不少的地、县委书记反对把“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给农民松绑的文字写进去。

    而有些激进的同志则说，这些不写进去，《六条》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要想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就是要有突破，就是要敢于碰硬。

    两种意见摆在万里面前，人们都在看第一书记怎么态表。

    万里左右权衡：要想解决农村问题，就要突破那些束缚农民生产力的东西。但那些政策，条条不都是我们前些年定下来的吗？不都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努力推行的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同意文件的写法是情有可原的。如果硬性推下去，把矛盾激化，这些同志就会成为改革的对立面。况且上头对这样的变革也有严重的分歧，如果有人把这个文件的精神捅到很“左”的人手里，很有可能使本应进行的改革夭折。

    他决定对草案进行修改，把握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度”。他对负责起草文件的周曰礼说：“有些事情不要勉强！多数领导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对待，现在他们接受不了，如果硬写进去，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万里和文件起草组的人挑灯夜战，对草案进行了较大修改，删除了明显“违禁”的条文，第二天再次交大会讨论。这一次，大多数县、地委书记接受了，认为抓住了当时安徽农村的要害问题，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最终获得通过，并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实行。 

    1978年9月，刚刚在贯彻《省委六条》中开始复苏的安徽农村，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形势又陡然严峻起来。秋收秋种根本进行不下去，来年将颗粒无收。在万里主持下省委常委会做出了一个上下兼顾、既不公开违背中央精神，又满足了群众利益的高超决策，那就是借给每一个农民三分地用于种麦，对超产部分不计征购，归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滩种植的粮油作物谁种谁收。

    这一“借”字，让我们看到了万里的智慧和良苦用心！中央文件明令不准“包产到户”，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不可能、也不应该和中央的文件对着干，这是他坚定的党性原则；而借地又帮助了危难中的农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和农民心连心、拯救农民于困顿之中的强烈愿望和权宜之策。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历史的链条上，还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总结了农业农村工作的七条经验教训，又提出许多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左”的影响。

    文件中一方面提出“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有利于放开农民的手脚；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早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文件草稿时，万里对起草文件的负责人说：“你这‘三个可以’表现了解放思想，当然很好。后边的‘两个不许’，不符合这个精神，应该去掉。”

    意见提上去了，没有被接受。他又找到胡耀帮，说：“文件中不要写‘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胡耀帮说：“我再和他们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