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保存

第一章  省委第一書記的淚與火 

    這是一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清晨，萬里坐的軍用吉普車急駛在開往肥東縣的公路上。

    臨行前，秘書問：「萬書記，是不是告訴他們縣里一下？」

    萬里擺擺手，「不用。」他說，要想瞭解到真實情況，就要輕車簡從，事先不打招呼，說走就走，隨時可停，直接到村到戶。

    這是他當省委書記後第一次下鄉。安徽是農業大省，按照萬里自己的想法，一到任就要下農村，但省委領導班子「文革」遺留的問題太多，剛到安徽的兩個多月里，他幾乎是晝夜處理這些事情。這不，剛剛有點眉目，他就到農村去了。

    此時，汽車在飛馳，坐在車上的萬里，也許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這次農村之行，會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破冰之旅的開始。

    中央派他到安徽來當第一書記，並不是要他來解決安徽農村問題的。中央領導同他談話時，只是說安徽的派性問題嚴重，要他「抓綱治省」迅速消除四人幫的影響，穩定局面。但在一定的層面上，人們認為他這次出山和鄧小平有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鄧小平復出後，「以三項指示為綱」開始全面整頓。鄧小平把突破口選在國民經濟大動脈鐵路上。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他大膽起用萬里。在１９７５年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任命萬里為鐵道部部長。上任後，他雷靂風行，首先來到打派仗十分嚴重的徐州分局，以鄧小平審閱修改，毛澤東親自圈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為「尚方寶劍」，批極左，批派性，一個月見成效。再轉戰南昌（分局）、長沙（田心電力機車廠），堅決調整領導班子。，接著回師鄭州（路局），穩定局勢，使幾近半癱瘓的鐵路運輸恢復生機。當時流傳的民謠是：「火車正了點，鋼鐵增了產，衛星上了天！」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全面展開，鄧小平政治生涯「三落」——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萬里也跟著「兩下」——被免去鐵道部長的職務。因而出現了「萬里檢討，火車亂跑；萬里一倒，火車不跑」的說法。

……

    萬里下鄉之前，聽說了這裡農村的一些情況，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相當困難的。但到底貧困到甚麼程度，他並不清楚。畢竟是多年不分管農業和農村工作。也很少有機會到農村去了。

    萬里的車子停在肥東縣城五公里左右的一個小村邊，他們一行走進一個普通的農戶家。

    ——這家人姓張，有兩個大人、五個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蕩蕩。破炕蓆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來花紋的破被子。

    萬里問：「就一床被？」

    主人說，有被蓋就不錯了。

    萬里再問：「一床被七個人怎麼蓋？」

    回答是：「湊合著唄。」

    他們走到外屋，看灶上一口有缺口的鍋，蓋著稻草編織的鍋蓋，萬里揭開一看，鍋里是地瓜面和胡蘿蔔纓子煮的糊糊粥。

    「家裡有糧嗎？」

    「有糧還吃這個？」

    萬里欲言又止，默默走出門。

    上了車，萬里問：「怎麼樣？」

    隨行的人說：「沒有想到這麼窮。這戶人家的全部家當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萬里指指街上用石灰寫的大標語說：「我問這個。」

    牆壁上赫然寫著「大乾快上，一年普及大寨縣！」

    ……車上的氣氛沈悶起來。

    萬里的車子繼續往前開。見路邊有一個挑擔的農民，他就對司機說：「停車。和這個老鄉聊聊。」

    「你這是幹甚麼呢？」萬里下了車。

    「往地裡挑糞。」這個人身著破舊的空心棉襖，說話也有氣無力的。

    「怎麼就你一個？」

    「餓了，走不了那麼快。」

    「現在就沒有糧了？」

    「有點也不夠吃的，還有老人孩子呢。」

    萬里又問他家裡的情況，問他有甚麼要求，這位老鄉拍拍肚皮說，「沒有別的，只要吃飽肚子就行了。」

    萬里說：「我們是省裡的，你說說，除了吃飽還有甚麼要求？」這位農民再次拍拍肚皮說：「這裡邊少裝些山芋乾子。」

……

    坐在車上，萬里感慨道：「中國的農民實在太好了，他們的要求這麼低，可是連這點最起碼的要求都沒有得到滿足。」

    如果說這次「微服私訪」讓他看到了真實的農村情況，那麼，在在大別山「將軍縣」金寨，，則讓他經歷了觸目驚心的現實，受到了丁極大的震撼——

    在金寨縣燕子河山區，萬里推開一戶掛著「光榮烈屬」牌子的門。進門就看見一位老人蹲在鍋灶口。萬里同他們打招呼， 一連喊了幾聲老人都未動身。 

    當地村幹部告訴老人，這是新來的省委第一書記，老人才緩緩地站起來。

    萬里驚訝了，這人居然沒有穿褲子，光著下半身。

    「你家有幾口人？」

    「四口人，我們夫妻倆和兩個閨女。」

    「孩子呢？」

    這時，一位衣著襤褸的中年婦女從裡屋出來。她指指屋裡，只見土炕上蜷縮著兩個十幾歲的姑娘。村幹部說：「別叫了，她們也沒有褲子，天氣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萬里眼一酸，淚水奪眶而出。

    這天中午，萬里的心情很不好，他對秘書說：「當年老區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為革命做出了巨大犧牲，可今天還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新中國成立都28年了，沒想到老百姓竟然窮到這種地步！」

    也就在這一天，萬里決定給金寨縣撥救濟款120萬元，棉花14.5萬斤，棉布18萬尺，糧食50萬斤，他對當地領導說：「這筆救濟物資要盡快發下去，讓老百姓弄床被蓋，弄條棉褲穿，買點油鹽醬醋，吃頓飽飯！」 

    萬里知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救急辦法，只靠救濟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裡的貧困問題的。 

    離開金寨後不久，萬里的身影又出現在鳳陽街頭。他要看看這個朱元璋的老家為甚麼會出現集體討飯的事情。

    1977年冬天，安徽省委接連收到沿海等地方的電話電報，要求派人去接「盲流」，而這些「盲流」多是鳳陽縣的。萬里叫有關部門統計一下，鳳陽縣到底有多少人在外邊討飯？得到的回答是有一萬三千多人。鳳陽縣委也採取過多種硬性措施，諸如：黨員帶頭要飯要開除黨籍，幹部帶頭要飯就立即撤職。然而，這些硬性指示，都無濟於事。外出逃荒的浪潮仍波濤洶湧……

    到鳳陽那天，他們正好看見一群一伙衣著破破爛爛的農民趕往火車站，一問都是要扒車外出討飯的。

    他又到了幾個村子去調查，在梨園公社前進生產隊,萬里看到這個隊10戶人家就有4戶沒有門，3戶沒有水缸，5戶沒有桌子。生產隊長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個飯碗。他們不出去討飯又怎麼生存呢……

    萬里是帶著一肚子怒氣和火氣回到省城的。

    省委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如何解決鳳陽農民外流討飯問題，有人說，「鳳陽是朱元障的老家，歷史上就有外出討飯的傳統！」那裡農民冬天外出討飯已經成為「習慣」了。

    萬里氣憤地站了起來，用手使勁拍打著桌子：「說這種話沒有半點階級感情！數九寒天，你也帶著老婆孩子討一趟試試！」

    「我到過的地方不能算少，沒聽說過討飯還有甚麼習慣？講這種話的人立場站到哪裡去了，是甚麼感情，我就不相信誰有糧食吃，還會去討飯。我們的農民是勤奮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臉面的，只要能夠吃得飽，他們是不會去討飯的。問題是那裡條件並不壞，他們為甚麼吃不飽飯？我們的各級領導一定要把它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萬里越說越激動：「社會主義還要飯，那叫甚麼社會主義？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還這麼窮，社會主義優越性哪裡去了。無產階級是因為受窮才革命，革命不是為了受窮，要是為了受窮，還革命幹甚麼？我們不能以犧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來換取‘社會主義’，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絕不是讓人民挨餓受窮，而是讓人民活得更美好。」 

    「我們共產黨人怎麼可以不關心群眾的吃飯問題呢？誰不解決群眾吃飯問題，誰就會垮台。」

萬里在小崗村的日子

第二章  省委書記的膽與識

    「真沒有想到會窮成這個樣子！」萬里從金寨回到省城合肥時 ，見到顧卓新、趙守一等人，開口就是這樣一句話。

那天晚上，稻香樓招待所的客房的燈光一直亮到子夜。他們開了一個不是常委會的常委會。

    萬里說：「我們長期在城市工作，真不知道這裡的農民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們總是說舊社會如何如何，解放幾十年了，我們的農村還是這個樣子！」

    他還說「我不能不問，這是甚麼原因？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人民公社到底有甚麼問題？為甚麼農民的積極性都沒有啦？」

    幾個主要領導人都感到解決農村、農民問題，到了「非另找出路不可！」非要拿出新的辦法來不可的地步。

    也就是在這個晚上，他們決定派省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禮帶人去作專題調查研究，盡快拿出切實可行的政策性意見。起草出一個適合實際情況的文件來。

    這個周曰禮是老省委書記曾希聖的秘書，一直在安徽工作，萬里上任後，曾經請他談過農村的情況。而且他敢說真話。

    那次，周曰禮非常坦誠告訴新來的書記：你不要信甚麼「鶯歌燕舞」，現在農村經濟和報紙上宣傳的相去甚遠。有的地方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主要表現在窮過渡、平均主義、一刀切、強迫命令、瞎指揮、排斥商品經濟等方面。「一大二公」的政策把農民卡得過死，農民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集體生產消極怠工。男勞力上工打撲克，女勞力上工納鞋底。「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有的地方開始離別故土大批逃荒，安徽已成為聞名全國的討飯大省。出現這種情況說到底就是政策問題，是人和土地的關係問題。這實際上是自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來，推行「一大二公」、「大呼隆」生產管理體制的結果。

    周曰禮奉命帶著農委政策研究室的全體同志分赴全省各地，開始大規模調查。經過近3個月的時間，他們起草了一份《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草案）》。這份文件共6條，主要內容是強調農村一切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允許農民搞正當的家庭副業，強調分配要兌現，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正當的家庭副業，社員可以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產品，在完成國家的派購任務後，除了國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實行責任制，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等等。

    省委常委討論過後，起草者再下去徵求意見修改。經過幾上幾下，拿出了一個 「草案」。1977年10月，萬里決定把《六條》拿到省委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讓與會的縣委書記認真計論。

    一石激起千層浪，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針鋒相對――

    支持者認為,《六條》符合安徽的實際情況，反映了老百姓的心聲，是解決農業困局的重要出路。

    反對者認為，這是和上頭推行的「農業學大寨」精神對著乾的。是多年來反復批判的「三自一包」、是刮起新的「單乾風」。這樣下去要犯方向路線錯誤．

    還有相當多的人心有餘悸，不說話，不表態，不吭聲。

    萬里深深感到「極左」的思想勢力，他下定決心，就是再難也要往前推進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那天，他以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講話。他開門見山地說：「農村的中心問題是把農業生產搞好，各級領導、各個部門，都要著眼於發展農業生產。集體經濟要鞏固、發展，還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使人民生活不斷有所改善。凡是阻礙生產發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錯誤的。……農業政策怎麼搞好，管理怎麼搞好，主要應當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實事求是，走群眾路線。」

    萬里還強調說，我們現在是撥亂反正，既然是撥亂反正，我們都沒有經驗，如何搞，主要靠我們自己在實踐中去創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現成的東西，那還要我們這些領導幹部做甚麼呢？大家要發揚創造性，不要怕犯錯誤。

    《六條》又進行一次修改，最後，大多數人同意了這個被稱為粉碎「四人幫」後，中國出現的第一份關於農村政策的開拓性文件。今天我們看這份文件，似乎也找不出甚麼驚天動地的內容， 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出台這些政策規定的確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報刊電台電視台都在宣傳抓綱治國，大乾快上。在農村，繼續開展普及「大寨縣運動」，1977年冬天中共中央發出49號文件，明確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產隊過渡到大隊覈算。」「省委六條」內容許多都涉及到了「原則問題」，可以說是跨越了紅線，突破了「禁區」。例如提出「以生產為中心」是同抓階級鬥爭方針不相符的；提出「生產隊可以搞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同「學大寨」精神是相違背的；提出「尊重生產隊自主權」同「過渡到大隊覈算」則是唱對台戲的。

    在凜冽的寒風中，《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以安徽省委的名義下發了，這如同南方吹來的一股暖風，溫暖著廣大農民群眾的心。人們奔走相告「看樣子政策要變了！」各不同形式的生產責任制開始醖釀。

    幾乎與此同時，萬里接到了中央的開會通知：各省的第一書記都要參加全國「普及大寨縣」的現場會議。

    會議通知放了好幾天，中央來電催報名單。萬里思來想去，還是不去為好。 

    多年後，他回憶說： 「實際上那時候我們已拋棄了「學大寨」的那一套，而且開始用行動批大寨了。我們認定，大寨那一套辦法不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是壓制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不能繼續學大寨那一套，而必須改弦更張，用新的政策、新的辦法去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當前的農業生產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農民的兩只手，而手是腦子指揮的，農民思想不通，沒有積極性，手怎麼會勤快呢？生產怎麼會提高呢？我們不能按全國這一套辦，又不能到會上去說，說也沒有用。怎麼辦才好呢？按通知，這個會應該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個藉口沒有去，讓書記趙守一代表我去。我對他說，你去了光聽光看，甚麼也不要說。大寨這一套，安徽的農民不擁護，我們不能學，也學不起，當然我們也不能公開反對。你就是不發言、不吭氣，回來以後也不必傳達。總之，我們不能只看領導眼色行事，必須對本省人民負責，在我們權力範圍內做我們自己應該做、能夠做的事情，繼續堅決貫徹「六條」。

    在萬里的眼裡，大寨本來是個好典型。特別是周總理總結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等那幾條，應當認真學習，發揚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毛主席號召全國學大寨，要樹這面紅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

    萬里曾經私下和一位省委書記說過，中國這麼大，農村的條件千差萬別，只學一個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經」，這本身就不科學，就不實事求是。何況這時學大寨，並不是學它如何搞農業生產，搞山區建設，而主要是學它如何把階級鬥爭的弦繃緊，如何「大批促大乾」。農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層「四不清」幹部有走資派做後台，後來又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問題，黨內資產階級的問題，逐步形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產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脹，以為自己事事正確，一切正確，一貫正確，「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把「左」傾錯誤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因此，萬里也就必然和那些主張繼續學大寨，搞一大二公的同志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和壓力有來自中央的，也有來自外省的。他和省委的幾個老同志說，反正我們是憑著良心，硬著頭皮走下去，大不了第二次被打倒。

第三章  冒險的一步棋

    萬里抬頭看看天空，剛剛遮住太陽的那片雲彩又被乾躁的北風吹走了。他嘆口氣，「老天真是不肯幫忙啊！」

    這是1978年的秋天，安徽遇到10個月沒下雨的嚴重乾旱。萬里到鳳陽等地看到的是河水斷流，塘庫乾涸，土地龜裂，在最嚴重的地方，可以看到找水的野免渴死在公路邊……全省有六千多萬畝農田受災，四百萬人口的地區人畜吃水困難。

    用心急如焚來形容萬里的心情再合適不過了。他抓起電話說：「給我接北京市委——」

    他利用自已在北京工作多年的關係，向北京市的有關部門求援，請他們調打井隊，支援安徽抗旱救災。同時找軍區，請他們調集部隊汽車拉水，解決農戶和牲畜飲水……

    部隊的送水車很快了出現在江淮大地上。北京來的七十多個打井隊很快立起高聳的井架，一百多眼機井也出水了……但這，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大面積的乾旱問題。

    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如何把麥子種上，成了當務之急。而大集體的秋種速度十分緩慢……萬里召集常委會，研究對策。他說：關鍵是把所有人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我們幾個就是天天不睡覺，麥子也種不上。就是在這個會上，安徽省委邁出了冒險的一步——「借地度荒」。借一部分土地給社員種麥。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鼓勵社員多種「保命麥」。

    省委的這一舉措，和肥西山南地區的群眾想到了一塊兒，肥西縣山南區柿樹公社997人的黃花大隊，以抗旱、「借地度荒」為名，將997畝小麥和49畝油菜的種植任務，分別落實到各個承包戶主名下。

    而山南公社館西大隊小井莊生產隊則把全隊的農田地全部包到農戶頭上。他們的做法，很快收到成效。田地裡一片繁忙景象，大家各顯身手，地乾了，牛耕不動，社員們就日夜用鐵鍬挖，用榔頭打，跑幾里路挑水點種小麥；缺勞動力的人家，就請親戚朋友相助。結果是秋種的進度很快，質量很好。據統計，山南區在較短的時間內種植小麥8萬畝，大麥2萬畝，油菜4萬7千畝，超過正常年景以生產隊為覈算單位的種植面積2倍之多。

    「借地度荒」推動起來的是一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將集體的土地分別承包到農戶，變集體統一組織勞動和集中管理，為由農戶分別承擔不同地塊的勞動和管理。但是，整個生產的經濟覈算和收益分配仍然由集體組織統一進行。

    與肥西山南區包產到戶有所不同的是，鳳陽縣梨園公社嚴崗大隊小崗生產隊搞的「大包幹」。 小崗是鳳陽縣梨園公社中最窮的一個生產隊。一開始，縣委推廣了包幹到組的做法，全隊20戶人家分成4個作業組，但小崗村組織不起來，又分成8個組，還是搞不好，在這種情況下，生產隊社員們不斷尋找新的辦法。有人斗胆提議乾脆搞包幹到戶，這一提議立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贊成，小崗的農民當時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也可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搞起了分田到戶大包幹。所謂「大包幹」，就是農戶對承包土地上的產出，不必再交由集體組織去搞統一覈算和統一分配，而是直接承擔起每份承包土地應向國家繳納的稅收和收購任務，並向集體組織交納土地的承包費。

    筆者所供職的單位出版的《崑崙》雜誌當年曾經發表了王立新所寫的報告文學，詳細描述了發生在小崗的故事——

    嚴立學家那破舊的茅屋裡，擠滿了愁眉苦臉的18個農民。

    會議由嚴俊昌坐陣，嚴宏昌主持，首先通報了公社黨委不僅卡種卡肥還要查實問罪的嚴重情況和嚴峻事態。

    嚴宏昌說：「我們小崗生產隊幹部之所以要偷偷地搞‘包產到戶’，目的是使各家各戶能有一碗飯吃，並不是為了自己!中央不准‘包產到戶’、‘分田單乾’，要是讓上級知道嘍，就是犯罪，就要坐牢，就要殺頭，就要死掉!……」

    面面相覷，鴉雀無聲，氣氛相當沈悶。

    不知過了多久，傳出了一個蒼老而低沈的聲音，年過6旬的老人嚴國昌說話了：「你們放心，這樣搞下去，保證能搞到飯吃!不過……不過，你們倒霉肯定不輕，會打成‘現行反革命’，那可就慘嘍!」

    又一位6旬老人嚴家芝接著說：「要是真的倒了霉，你們一家老小不就成問題了麼!」

    沈默終於被打破了!

    憤懣難抑的社員們七嘴八舌呼喊起來：「你們要是倒霉，我們幫助把你們的小孩養到18歲!……」

    「全生產隊養著!」

    「各家各戶養著!」

    “……”

    全場沸騰了。

    一個共和國極普通的鄉村，為了種地，為了糊口，竟甘願輪流撫養生產隊幹部的一家老小，的確是令人欲悲無淚的傳奇！

    3個生產隊幹部在逃荒中都未流過淚，今天面對如此捨身相護的群眾，淚如泉湧，抑制不住了。

    嚴宏昌抹抹淚花，口語堅定地大聲說：「既然大家這樣支持我們，就是殺頭也要把‘包產到戶’搞下去，死也值得，屁話沒有!咱們小崗現在窮到底了，再搞‘大呼隆’肯定搞不到吃的，生產隊沒有一頭牛可以耕地，沒有一分錢可以買農具，只有一張犁還斷了。農民不能種地，還叫甚麼農民?如果‘包產到戶’起碼有吃的!咱們條件不高，只要有吃的有穿的就行!你們沒聽上邊有的幹部怎麼說咱們小崗人麼?人有臉，樹有皮，你們小崗只知道外出討飯，連臉都不要了!非得把你們像牛馬一樣，拴上繩子，扎上籠頭，左手拿槍，右手拿棍子，把你們趕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你們想一想，我們有人，我們有地，連自己養活自己還辦不到麼?這幾年咱們淨吃國家的返銷糧了，我們要求實行‘包產到戶’以後，確實增了產，就要向國家作貢獻!不能再忍心吃救濟了。如果你們同意這樣乾，咱們就立下幾條保證，算是字據!……」

    「放心吧!如果你們因為‘包產到戶’被搞死了，我們一定會把你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就像對待我們自己的孩子一樣!」

    「別說了，快立字據吧!」

    “……”

    人們又七嘴八舌地呼喊起來。

    嚴宏昌掏出鋼筆很快就在一張紙上寫好了一份協議書，然後，一字一句地念道——

    「1978年12月，地點：嚴立華家。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能在(再)向回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乾(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你們誰要同意，就簽字蓋章!……」

    「同意!」

    「同意!」

    “……”

    嚴宏昌把協議書和紅色印泥放在一張破舊的桌子上，然後，第一個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並蓋了章。

    接著，包括生產隊幹部在內的18戶21人爭先恐後地站起來湧到桌前，用粗壯的食指在殷紅的印泥中有力地按了按，把一簇簇硬繭托起的沈重指紋，依次按在協議書的下面。

    他們是：關連珠、關友德、嚴立富、嚴立華、嚴國昌、嚴立坤、嚴金冒、嚴家芝、關友章、嚴學昌、韓國雲、關在江、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嚴家其、嚴國品、關友坤。   

    全隊517畝土地按人包到戶，10頭耕牛評好價，兩戶包一頭；國家農副產品交售任務、還貸任務、公共積累和各類人員的補助款，按人包幹到戶；包幹任務完成後，剩下多少都歸自己。這就是爾後推廣到全國的包幹到戶生產責任制。

    「借地種麥」，這個口子一開，就如長江之水天上來，再也收不回去了，借地給農民的決策產生了強烈反響和連鎖反應，它直接誘發了全省農民「大包幹」的浪潮。

    ——有些地方不只是讓農民包了三分地，而是五分六分，有不少地方像小崗一樣，一夜之間把所有的土地分光了。

    ——被外省稱為＂盲流＂的農民聽說每人分了地，一傳十，十傳百，不約而同地趕回了久別的家鄉，屢禁不止的外出討飯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面對這種局面， 「省委《六條》」中明文規定的「不准包產到戶、不准聯產計酬」顯然要被突破。是因守「六條」，還是讓群眾的實踐來豐富和調整自己？萬里在省委常委會議上表態：「我主張應當讓山南公社進行包產到戶，在小範圍內試驗一下，利大於弊，暫不宣傳、不登報、不推廣，秋後總結了再說。如果試驗成功，當然最好；如果試驗失敗了，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如果滑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們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即使收不到糧食，省委負責調糧食給他們吃。」他的決心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而這時，肥西等幾個縣的領導卻慌了。有人說：你們這麼搞，不是「復辟資本主義」嘛？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嗎？」誰不怕這坐的罪名落到自己的頭上，有人打電話到省委來詢問怎麼辦，還有的乾脆開會，發指示，要求分了田的農民把田交給集體，要農民再重新組織起來。

    這時萬里出現在山南公社的會議室里。在召集座談會，請農民和基層幹部講真話，說實話。有基層幹部說，過去負債累累、包產到戶後生產隊基本上不借債了，萬里非常高興，說：「這好嘛 ！」。有的群眾問他，包產到戶能搞多久？萬里十分乾脆地回答說：「只要能增產增收增貢獻，你們要搞多久就搞多久。」

    老天不負有心人，這一年，肥西縣山南區獲得空前大豐收，僅夏季小麥總產量就達3000萬斤，比1978年增產了兩倍，上繳國家1980萬斤，僅一季就超額完成全年定購任務（任務為1870萬斤）。而沒有包產到戶前，該區每年夏季只上繳國家100萬斤左右小麥。1979年全縣全年糧食產量比1978年增長13.6%，向國家淨貢獻糧食是1978年的3倍。這一年，肥西縣向國家貢獻糧食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被國家商業部評為售糧百家先進縣和百名油脂銷售大縣，榮獲金質獎杯。

    小崗生產隊實行大包幹，同樣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種「大包幹」最受農民的歡迎，他們說：「大包幹，大包幹，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崗一年大變樣。全隊破天荒地向國家交售糧食近3萬斤、油料2萬斤，人均留儲備糧1000多斤，留公積金150多元。一年大翻身，老超支戶變成了進錢戶，原來遠近聞名的「乞丐村」變為名副其實的「冒尖村」。 

第四章  在激烈爭論中

    一九七九年早春，乍暖還寒。

    國家農委的大會議室里，擠滿了來自廣東、湖南、四川、福建、安徽、山東、吉林等七個省農村工作部門的負責人。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和副主任杜潤生走進會議室，人們安靜了下來，王任重宣佈：「國家農委關於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座談會正式開始。」

    周曰禮端坐在前排。安徽作為率先實行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的省份，派他和全椒縣縣委書記王傑參加會議。

    既然是座談會，周曰禮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他就貫徹落實黨的三中全會通過的兩個文件、安徽省委制定「六條」和推行聯產責任制情況作了詳細的彙報、他富有激情，滔滔不絕的發言、如同熱油鍋里撒了把鹽。整個會場爆了起來。

    一個代表發言說：包產到戶即使還承認集體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承認集體統一覈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統一經營這一點上，本質上同分田單乾沒多大區別。……

    ＂這和解放前有甚麼兩樣？不就是回到單乾嘛！＂另一個省的代表拍起了桌子。

    吃過晚飯，回到住處，周曰禮想第二天再次發言。據理力爭，無意中翻開送來的報紙，他一下呆住了——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大黑體印著「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是這樣寫的：「人民公社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能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匆忙忙搞基本覈算單位的過渡，更不能從隊為基礎 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我們認為張浩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認真學習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經驗說明，只要群眾真正瞭解了中央精神，都不會同意以作業組為覈算單位的做法。至於在勞動計酬上採取哪種方法，還是要從實際出發，聽取群眾的意見，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

    下面發表的是甘肅檔案局幹部張浩寫給《人民日報》的信。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陽地區看到聽到了一些有關包產到組的情況，介紹如下……

    「現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符合農村的實際情況，應當穩定，不能隨便變更。……輕易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是脫離群眾，不得人心的。同樣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挫傷群眾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對農業機械化也是很不利的。那些幹部、群眾的懷疑和擔心是有道理的，頂著不分是對的，應該重視並解決這個問題。」

    周曰禮看完報紙，坐在椅子上半天沒有動彈。作為一個共產黨培養多年的幹部，他知道《人民日報》在這樣的時候發表這樣的文章意味著甚麼。他也感覺到《人民日報》能發表這樣的文章來頭不小。對正在準備春耕生產的安徽農村來說更是一場嚴重的「倒春寒」

    3月16日早晨，萬里在廣播里聽到《人民日報》的讀者來信，當時就有人說，這是對正在忙春耕的安徽農民潑了一瓢冷水，萬里沒有說話，只是對秘書說：「我們去滁縣。」

    這次，他們直接來到地委辦公樓。一位地委領導見到他，惶恐不安地問：「萬書記，《人民日報》都說話了，我們怎麼辦？」

    萬里有點輕描淡寫地說：「報紙上發表點個人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嘛。也可以發表你們的意見嘛。有位記者說的好，報紙好比國際列車，他可以上，你也可以上。」

    地委書記說，他們怕引起思想混亂。已給縣里打了招呼。萬里說：「你們地委做得對，及時發了電話通知，已經實行的各種責任制一律不動，只要今年大豐收，增了產，社會財富多了，群眾生活改善了，你們的辦法明年可以乾，後年還可以乾，可以一直乾下去。」  

    有一位領導幹部憂心忡忡地說：「我們這麼乾，看來上頭不認可呀。」

    「究竟甚麼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讀了一封讀者來信和編者按，就打退堂鼓。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生產上不去，農民餓肚子，到時候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報社也不能管你飯吃。」

    針對有人說，現在安徽搞得是三級半覈算分配，突破了三級所有，萬里說：「三級半有甚麼不好？這是經濟覈算嘛，四級覈算也可以，家庭也要覈算，那不是五級嗎？」

    他還對地委書記說：不管甚麼形式的責任制，就是堅持一條，凡是能增產，能叫農民、集體、國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辦法。，

    話是這麼說，萬里心裡清楚，《人民日報》的來信，沒有來頭是登不出來的。但這個來頭究竟有多大，一時還看不清楚。

果然，當他走到嘉山縣檢查工作的時候，接到了來自中南海的電話。

    聽筒里傳來國務院副總理王任重的聲音，簡單寒暄過後，王任重直奔主題：「萬里同志，你們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在會上的發言引起很大爭論，他所說的那些情況，你們省委都知道嗎？」

    萬里說：「周曰禮是省委派去參加會議的，可以說他的發言是代表省委的。」

    王任重停頓了一下，說：「不少同志說你們那裡搞了分田單乾……」

萬里詳細介紹了安徽搞的各種形式責任制和省委對待的態度，他說：「不管怎麼說，我們這裡已經乾開了，就是單乾也不要變了。我們的態度是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但要保護群體的積極性，我是秋後算賬派，一切等秋後再說，不論用甚麼辦法，能增產就是好辦法。給中央備個案，搞錯了省委檢查，我負責！」

    王任重說：「那好吧，你就按省委的部署乾吧！」

    通話將近40分鐘，萬里走出房間，對大家說：「王任重同志同意我們省委的意見，可以乾嘛！」

第五章  省委書記的謀與略

    在安徽老百姓心目中，萬里這個第一書記的形象是——敢為天下先，敢開頂風船。有膽有識，在全國最早向極「左」路線宣戰，說起這些，九十三歲高齡的萬里只是淡淡一笑。這笑很平淡，也很意味深長。

    其實，安徽農村改革的每一步，都和萬里採取的一系列極富彈性的決策有著直接的關係。在這場改革的進程中，萬里高超的領導藝術和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要出師未捷身先死。」 萬里走出屋子，腦海裡總是縈繞著這樣一句話。

    那邊，省農村工作會議正在緊張進行。地市、縣委書記們正在熱烈討論剛剛起草出來的《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草案）》（《省委六條》）。由於當時的觀念問題，不少的地、縣委書記反對把「聯產計酬」、「包產到戶」等給農民鬆綁的文字寫進去。

    而有些激進的同志則說，這些不寫進去，《六條》就沒有甚麼意思了。要想解決農村、農民的問題就是要有突破，就是要敢於碰硬。

    兩種意見擺在萬裡面前，人們都在看第一書記怎麼態表。

    萬里左右權衡：要想解決農村問題，就要突破那些束縛農民生產力的東西。但那些政策，條條不都是我們前些年定下來的嗎？不都是我們的基層幹部努力推行的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同意文件的寫法是情有可原的。如果硬性推下去，把矛盾激化，這些同志就會成為改革的對立面。況且上頭對這樣的變革也有嚴重的分歧，如果有人把這個文件的精神捅到很「左」的人手裡，很有可能使本應進行的改革夭折。

    他決定對草案進行修改，把握多數人能夠接受的「度」。他對負責起草文件的周曰禮說：「有些事情不要勉強！多數領導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對待，現在他們接受不了，如果硬寫進去，反而會把事情搞糟！」

    萬里和文件起草組的人挑燈夜戰，對草案進行了較大修改，刪除了明顯「違禁」的條文，第二天再次交大會討論。這一次，大多數縣、地委書記接受了，認為抓住了當時安徽農村的要害問題，對調動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會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所以最終獲得通過，並以「試行草案」的形式，下發全省各地農村貫徹實行。 

    1978年9月，剛剛在貫徹《省委六條》中開始復蘇的安徽農村，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災，形勢又陡然嚴峻起來。秋收秋種根本進行不下去，來年將顆粒無收。在萬里主持下省委常委會做出了一個上下兼顧、既不公開違背中央精神，又滿足了群眾利益的高超決策，那就是借給每一個農民三分地用於種麥，對超產部分不計徵購，歸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灘種植的糧油作物誰種誰收。

    這一「借」字，讓我們看到了萬里的智慧和良苦用心！中央文件明令不准「包產到戶」，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他當然知道「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他不可能、也不應該和中央的文件對著乾，這是他堅定的黨性原則；而借地又幫助了危難中的農民，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和農民心連心、拯救農民於困頓之中的強烈願望和權宜之策。 

    在人們的心目中，中國的改革始於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個歷史的鏈條上，還原則通過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兩個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例》(試行草案)。這兩個文件，總結了農業農村工作的七條經驗教訓，又提出許多加快農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左」的影響。

    文件中一方面提出「三個可以」(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覈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這有利於放開農民的手腳；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兩個不許」(不許分田單乾，不許包產到戶)。

    早在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文件草稿時，萬里對起草文件的負責人說：「你這‘三個可以’表現瞭解放思想，當然很好。後邊的‘兩個不許’，不符合這個精神，應該去掉。」

    意見提上去了，沒有被接受。他又找到胡耀幫，說：「文件中不要寫‘不許包產到戶’了吧？」胡耀幫說：「我再和他們說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