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陶陶

兩名令人生厭的「港獨」政治演員終於遭到了法律的嚴懲，但這並不意味著「港獨」問題的結束。因為，梁松恆、游惠禎灰頭土臉的窘態，並不能掩蓋「港獨」在年輕人中日趨壯大的嚴酷事實。是以，「港獨」問題的解決，已然刻不容緩。

不過，要想找到解決港獨問題的方法，就必須首先瞭解催生港獨思維的土壤。而在此之前，必須意識到以下現實：

在香港回歸之後的最初十年里，香港社會並不存在港獨思維的政治空間；香港佔中運動之後，港獨思維在香港的影響力才得以迅速壯大；在香港各年齡段人群之中，港獨思維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年輕人之中。

任何意識形態都不可能憑空產生，港獨同樣如此，透過港獨問題的現實，我們可以深刻地意識到那些真正製造港獨的社會因素。

一方面，香港大多數的年輕人，正在悲觀之中走向徬徨，而政府對話機制的匱乏加劇了他們對體制的憤怒。

實事求是地說，在當前全球蕭條的大背景下，香港的經濟情況並不算差。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經濟成果並未給年輕人帶來福音。

對於大多數亟需住房的香港年輕人來說，其最難堪的負擔莫過於此。在香港，大量年輕工薪族不得不租住在平均面積僅有4.44平米的劏房，他們的起居境遇甚至還不如香港監獄里的犯人；同時，隨著香港房價不斷暴漲，而人均住房面積卻急劇縮減，2015年香港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僅7.5平米；更何況，對於年輕人來說，相應的社會援助也遙遙無期，根據香港房委會的配額計分制度，普通單身年輕人從18歲開始申請公屋，需要等到49歲，才有機會獲得配額。不同於大陸年輕人的海闊天空，初出茅廬的香港年輕人並沒有故鄉的老屋。不論是舉債還是租屋，他們在沈重的住房壓力下都別無選擇。

與此同時，香港當前的經濟體制也不利於工薪階層，這尤其損害了缺乏不動產和福利救助的青年人利益，並刺激了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隨著陸港之間資本和人力往來的加深，香港經濟獲益匪淺。不過，一個不能回避的現實就是，很多香港工薪階層並未從中獲利，大陸人才的湧入削弱了香港本土人才的市場競爭力，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惡化了房屋、教育和醫療上的分配。如同全球化衝擊下民族主義民粹泛濫的歐美工薪階層，於那些既缺乏不動產，也沒有福利救助的香港年輕人來說，在自身利益受損的情況下，滋生出強烈的本土意識，也就可以理解了。

2003年之後，由於受到內地低廉勞動力和企業外遷衝擊，香港工薪階層收入銳減，越是低技術工種受影響便越嚴重(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況且，當香港的年輕人對現實高度不滿同時，卻很難通過體制渠道與港府進行有效溝通。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是港府與年輕人溝通中最重要的機構，然而在這個委員會里，卻很難看到普通港青的代表。對此，身屬建制派的政壇大佬田北辰，也不得不在2015年1月對港府與年輕人溝通的能力提出批評：“同青年人訴求係兩碼子嘅事。“

經濟上的現實幻滅和政治上的體制疏離，使得香港的年輕人逐漸成為激烈反體制政運甚至港獨的中堅力量，也為香港社會的未來蒙上的陰霾。

另一方面，隨著近年來懷有「中國認同」的溫和泛民反對派，在爭取香港普選等所謂「民主化」事宜上屢遭重挫，使得其在反對派民意中的威望日趨衰落，這為港獨激進反體制力量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政治真空。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為2017年特首普選方法設下框架。在香港的反對派眼裡，這標誌著香港民主化進程遭受重創。9月，香港泛民發動了聲勢浩大的「佔中」運動，而該運動的失敗，卻反過來重創了香港泛民在反對派中的威信，最終為激進勢力的粉墨登場提供了政治舞台。

實際上，當前港獨激進勢力之所以猖獗的政治空間，就在於曾經認同中國的傳統泛民逐漸失去了政治威望，曾經被認為高尚的溫和政治反對方式被證明毫無意義，這種認知的衍生最終為港獨思維的崛起提供了政治營養。那些聲名顯赫的港獨領袖們，實際上即發跡於轟轟烈烈的「佔中」運動。

佔中運動初期領袖是溫和泛民的社會賢達，而後則變成了相對激進的學生領袖如黃之鋒、周yong康等人。

當然，嚴重脫離現實的「港獨」運動，猶如「水中花，鏡中月」，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作為一股具有深刻社會背景的政治思潮，其既不會憑空產生，也不可能被憑空消滅。只有鏟除催生「港獨」意識的土壤，才能真正從根本上挫敗「港獨」意識形態。

對此，港府應盡量從年輕人的切身出發，努力保障他們的實際利益，並爭取建立順暢的溝通渠道。畢竟，任何政治問題在本質上都是經濟問題，香港年輕人的普遍政治激進同樣離不開其在當前體制下的經濟受損，港府應盡可構建針對普通香港年輕人順暢的體制上升和對話渠道。通過對港青的利益保障和政治吸納，使得香港年輕人在當前體制上看到政治吸引力。

與之相應的是，北京應盡可能地對香港泛民反對派予以爭取，並努力落實「港人治港」的政治意涵。事實上，在港獨思潮的嚴重衝擊下，維護「泛民」在反對派民意中的政治威望，與香港溫和反對派進行政治對話，讓反體制民意認識到「認同中國」的溫和反對派在政治上能夠有所作為，即是在消彌「港獨」激進反對派的政治空間。

更重要的是，北京需要完善自身意識形態的構建，從根本上加強港台海外華人對其的政治認可。事實上，無論是港獨、台獨思潮的湧現，還是疆獨、藏獨的產生，本質上都是革命理想破滅之後，大陸意識形態空乏的後果之一。而香港與大陸普通年輕人交流上的缺乏，進一步強化了各自的政治偏見。因此，完善意識形態的構建，加強陸港普通年輕人之間的日常交流，無疑是磨平「港獨」思潮的必須舉措。

作為一座具有獨特文化色彩的前殖民地，香港的文化、語言、制度和法律等方方面面，迥異於內地。這就意味著，對於北京來說，守護這座城市的美好，不僅僅需要政治責任心，更需要極大的審慎和耐心。這一點，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有著深刻的歷史教訓。

1930年，民國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決意廢除哈密王制，實施漢官直接統治，結果由於語言習俗文化的不同，激發了1931年的大規模哈密暴亂，從此平靜的新疆進入了動亂紛飛的殺戮年代，而誕生其間的「東突厥斯坦」之陰魂至今不滅；抗戰後，蔣介石政府執意派遣大陸官員直接管制剛剛脫離日治的台灣，結果語言、文化、習俗的不同加劇了當地民憤，引發了慘烈至極影響至今的「二二八」事件。

因此，鄧小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理念無疑具有著極大的政治智慧，而落實這一政策，不僅僅有利於香港的穩定，同時也能夠減輕北京的政治負擔。

香港，是一座連接海內外的國際大都會。香港的成功，不僅僅有利於香港的發展，更有利於中國大陸。因為，香港在北京影響下的每一次切實進步，都將以活生生的事實，向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華人，向那些對中國心懷疑慮的世界各國，展示中共的幹練和抱負，宣揚中國的實力和文明。

這一點，對於軟實力缺乏的今日中國來說，無疑將分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