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首席记者 黄丽萍 报道 摄影 刘影)10月20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71周年之际，本刊记者来到著名军旅作家薛晓康文学工作室，就报告文学《革命理想高于天》，独家专访了军旅作家薛晓康老师。

亚洲新闻周刊:薛老师，看过您写的很多文章，了解到您是从西藏部队走出来的军旅作家，在您的文学作品里，90%都是在写与西藏边陲有关的报告文学或者诗歌散文，但报告文学《革命理想高于天》您却用心采访并写出了抗美援朝伤残军人这样一个英雄群体，能够谈谈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吗？

薛晓康:我从小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是部队把我培养成为军队的专职作家，因此我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写军人的。我于今年5月初去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主要是想采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伤残军人，这跟我对父亲的情结有些关系。

我父亲生前很少跟子女讲他的革命经历，在他病危住院时，我曾试探地问过父亲一些事情，但他都只是轻描淡写地简单讲几句，让我无从下笔。对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全军个部队都在抽调人员赴朝，我父亲被抽调到60军任保卫部长赴朝参战。一天，我父亲正在坑道里跟宋文海秘书长谈话，美军的飞机来轰炸，坑道被炸塌，战士们把我父亲和宋秘书长挖出来抢救，我父亲活了，宋秘书长却牺牲了。这时来了紧急命令，叫我父亲立即去西藏任保卫部长，于是他捧着宋秘书长的遗物回国，然后跟我母亲一起，一步一步走进了西藏。由于我对父亲参加抗美援朝的事只知道这么多，因此我想采写抗美援朝伤残老战士，也是对我父亲的一种怀念之情，怀着对所有抗美援朝指战员的一种敬仰之情。

亚洲新闻周刊:薛老师，在采访中一定会有最令您感动的人和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薛晓康:在采访中，几乎所有人和他们的事迹都令我感动。首先，我看见他们坐的轮椅就让我的心一阵阵难过。伤残军人涂伯毅的那张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脸和手、易如元被炮弹炸断的手和炸瞎的眼、刘志华被多枚炮弹击伤的身体和留存弹片的头部、汤重稀被炮弹炸断的右手和被炸瞎的右眼、傅仲阳在上甘岭战役中为抢救伤员而致残的腰、周全弟在长津湖战役中被冻伤而截掉的四肢……由此可以想到那场战争的残酷和惨烈情景。而令我无比感动的是他们身残志坚，每个人都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子女的教育、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这是我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

最令我感动而且非常敬佩的，还有那些伤残军人的妻子，她们当年顶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各种压力，毅然嫁给伤残军人，不离不弃，细心呵护，默默忍受。比如刘会兰、胡洪文、粟明毅、陈阳芳……

亚洲新闻周刊:在采访和创作过程中的您是怎么样的心情？

薛晓康:为了采访方便，我自费在休养院的一家旅店住下来，白天去采访，晚上写第二天的采访提纲。说是写，其实是想，有时候一想就是大半夜，有时会一想就是大天亮，十多天都在心潮难平地想。非常感谢几位伤残军人的子女，他们是刘小飞、黄若葵、杨培远、张旺等人，陪我去采访、陪我去吃饭，非常热情。甚至有天半夜，黄若葵和丈夫杨培远还做了碗鸡蛋面端到旅店请我吃，让我感动万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创作时，伤残军人的故事像一幅幅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写到几处我热泪盈眶，无法看清我写的字。想想看，他们都才十多岁就伤残成这样，如果换了我，可能我根本无法挺过来。我边写边想着要像他们一样坚强，因为我的老母亲听我讲了他们的事迹，也说要我转达对他们的敬意:"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向他们的坚强看齐。"可是，我的坚强让我无法止住泪水。我写的有一段是这样的:上甘岭小女兵傅仲阳曾随休养院课余演出队去汇报演出，其中有个节目，报幕员走到台前说:"下一个节目，口琴吹奏。这几位吹奏者，总共只有一只手。"顿时，全场鸦雀无声，原本一直亲切微笑着的周总理变得神情凝重，一些观众在抹眼泪。傅仲阳看到，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帅竟也泪光闪闪，"彭总司令，我们都是您带去抗美援朝的战士，也是您的骄傲，您别太难过，您可别掉泪啊！"傅仲阳在心里这样喊着，她自己的泪水却怎么也忍不住……

当我写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扔了笔，伏在桌上尽情流泪，直到第二天调整了情绪，才继续写。我就想，眼泪不能够完全被理解为痛苦、委屈、伤心、懦弱，有的时候，眼泪所表达的是另一种坚强。周总理、彭总司令在那样情况下流的眼泪，大概跟我这时候流的眼泪有同样的意思。

我于5月23日完稿，突然感觉这个日子很吉祥，很有意义，因为这天正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日。我想起了我父亲和他那些为解放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而默默奉献的战友们，他们和这些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一样，都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人，于是写下了标题《革命理想高于天》。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我不出门，不开手机，不见任何人，进入恢复正常情绪、平复沉重心情的状态。在此期间，始终有一首歌在耳边回响，是我1991年撰写的大型专题片《雪山丰碑》主题歌，当中有句歌词"默默忍受是歌，未来的天是歌"。我反复小声哼唱，以此遥献给我写的那些伤残军人和他们的亲属。

亚洲新闻周刊:为什么要选择给伤残军人赠送自己的军功章？

薛晓康:其实我想送伤残军人的东西很多，但觉得送物质方面的东西不太妥，因为有个叫易如元的伤残军人跟我说，他负伤后，像一个赤裸裸的婴孩被护士抱进了手术室，从那时起，所有物资上的东西对于他都是身外之物了，他连自己一张年轻时的照片都没有留下来。

你想，17岁的周全弟在长津湖战役中被冻伤，致四肢截肢；16岁的傅仲阳在上甘岭战役中为救护伤员，终身穿着钢背心弓腰行动，而他们从未获得过一枚军功章。但他们是功臣是英雄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在我获得的几枚军功章里做了认真地挑选，把我在军中获得的第一枚军功章送给周全弟，把我在1979年参加反击战获得的军功章送给了傅仲阳。为慎重起见，表示我的军功章不是别人的，我专门附上了立功证书的扫描件。但我仍觉得没有能很好表达我的心意，于是以藏族的礼仪，将一条可以献给星星、可以献给月亮、可以献给太阳的洁白哈达，高高举过头顶，敬献给了傅仲阳。

亚洲新闻周刊: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对抗美援朝伤残军人采访和创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时有没有什么遗憾？

薛晓康:有成功当然就有遗憾。成功的是我采访到了我喜欢的东西。最近有记者找我，说他们也去采访过，怎么有的事情没有采访到，问我有什么采访诀窍？我说:"没啥诀窍，只要你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就行了。如果你一去采访，就跟别人唱高调，别人自然不便多说什么，只好随你的高调应付着唱。"的确，我跟那些伤残军人的每次交谈，每次握手，每次拥抱，每次欢笑，每次流泪，我都真切地感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父母的身影，有股亲人般的暖流在我胸中涌动。

最遗憾的是，我很想采访一下这里的伤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可是他们都已经离世了。还在60年代，我在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上学，学校多次组织我们去休养院听他们作传统报告，看他们表演节目，许多同学至今还在回忆当年去见他们时的几次经历。我作为红军的后代，作为军队的专职作家，我有责任有义务来写他们，但现在只能满怀遗憾，向他们的遗像敬礼鞠躬，并倾情写下长诗《他想把什么留给我》。

报告文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时代报告》2021年第9期发表，正赶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71周年"纪念日。此次专访，致谢薛晓康老师。我们共同把此文谨献给为新中国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先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