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哑铃数据

6月12日，《人民日报》刊文《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文章表示中国预计从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当国民总收入达到1.26万美元时，该国家就算迈入了高收入国家。        

那么问题来了，迈入高收入国家，然后呢？我们生活水平会提高吗？能住更大的房子吗？能有更多的存款吗？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迈入高收入国家对我们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当GDP达到世界第一，我们老百姓也跑不赢通胀，买不起房，生活质量也不会有多少提升。而这种想法的根源往往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不管是迈入发达国家，又或者说有一天我们GDP世界第一时，也有一种被平均，被带入的感觉。

中产才是王道      

   如果按数字上来算，我们确实要准备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了。但提升的仅仅是数字，而不是幸福指数，这一切就像是场空谈。经济总量又或者说平均工资刷新记录背后的“出力者”都是富人阶层。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两级分化呈哑铃的形状，中间得出的数字是空荡的，是虚伪的，它反映不出什么，没有任何意义。当前国家发展，不是再靠多印钱，左右倒手地王炒出高价抬高GDP，不是关注中国的排名又进步多少，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实现底层富裕。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多少低收入者迈入了中产阶层，与当有钱人和我们工资平均一下得出的数字有多高，明显前者才更有意义。目前，中国贫富差距非常大，两端资源分配不合理。据统计，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仅有10%，而发达国家在40%以上，甚至有不少国家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中产。众所周知，两极分化严峻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大量资源被少数人掌握，很容易形成资源利用的浪费和不合理。唯有中产阶级才是社会安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高品质民主的前提条件。

   另外，按资产收入所划分出来的中产定义本身经不起推敲。比如有数字说，新加坡300万人口中约90%以上属于中产阶级，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韩国人均年收入约1万美元，都可算是中产阶级，但在韩国，很多人没有房子，且韩国工人人均负债1万美元以上，那这些人也算是中产吗。所以在更复杂的中国环境下，其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远没有10%这么乐观。      

 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测量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200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2月末，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03万亿元。另一组数据，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国内51%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数富裕个人和家庭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20%的富裕个人和家庭占有了我国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一半还多。为计算方便，假若我们将每一个存款账户都看做是一个家庭，而每个家庭人数以标准的3口人计算，中国13亿人口，可分为4.3亿个家庭，其中的20%，也就是不到9000万个家庭，拥有国内10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5万多亿，户均将近6万元，若其中又有1/3，可归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到不了1亿人，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人。

       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一组数据：有消息说，截止2002年底，北京拥有私家车超过90万辆，如果我们假设每一辆私家车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则北京有中产阶级超过90万人。假若全国各省市都达到北京这个水平，全国则有将近3000万人的中产阶级。另外，还有一说，中国有1000个亿万富翁，有300万个百万富翁，如果此说可靠，那么就很难相信一些“专家”所乐意张扬的，当前中国中产阶级超过2亿人的说法。事实上，我们相信，中国拥有3000万人（仅占约总人口的2%左右）左右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

中国贫富差距危机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在社科院的2016年《社会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富，而其中1/4家庭只占有了全国1%的财富。贫富差距已经远远甩开了已经非常离谱的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由巨大的贫富差距衍生的仇富心理和拜金主义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浮躁的气氛。它关系到了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同时也是当今所有奇怪现象的根源。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放任不管，继续玩弄着平均工资，经济总量的假狂欢，轻则社会发扎停滞，重则引发矛盾和斗争。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中产数量      

 机会平等是实现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平等的不一定是公平的，而公平的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
如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收入的不公平，而是机会的不平等，或者是由不平等导致的不公平。
       

机会平等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这种源于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把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规定为机会平等和结果的公平。机会平等的意思是，所有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盈利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作为竞争主体他们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结果的公平指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的对称。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抓住机会，就可以从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行列，所以机会平等可以促进结果的收入公平。
     

 机会平等意味着对身份特权的否定、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对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在机会平等中改善公平，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是合理的政策机制。

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公首先是市场平台的不公，远没有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如市场没有市场化，距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这四个要求差距很大。劳动力市场依然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土地市场受到产权模糊的约束、资金市场受到若干歧视政策的影响。
       

即使是市场机制运行良好，它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也不能说是正确、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市场竞争机制本身有加剧贫富差距的特性。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机制对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补救，如对弱者的援助、对垄断的遏制、对收入的调节等，从而改善公平。只有在一个这样一个环境下，改善贫富差距，实现中产数量才是可靠的，可目前我们离这条路偏离的反而越来越远，值得深思。